王阳明与朱熹格物致知思想比较.docVIP

王阳明与朱熹格物致知思想比较 　　“格物致知”说是贯穿于整个宋明理学中不可忽视的一条线索。不管是理学、气学还是心学，对“格物致知”的解释都分别是各自学说中构成完整体系的一部分。朱熹由补《大学·格物致知章》展开自己的学说，而王阳明更是将其发展成为其学术三大支柱之一的“致良知”说。 　　“格物致知”语出《大学》，《大学》又只是《礼记》中的一章，所以其中并无着重解释。直至朱熹将《大学》由《礼记》第四十二章提出，独成一篇，补作了《格物致知传》，作经传之分，从而将“格物致知”作为重点提出。朱熹以此为手段，援“理”入《大学》，并以“理”作为基础和核心，对“格物致知”做出了自己的阐释。 　　朱熹将“格物致知”解释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至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格物乃“即物”，致知乃“推及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而要想能够推及知识，其关键就在于“穷其理”。朱熹对于“穷其理”的阐述为“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朱熹此处又将“格”解释为“至”，而“物”即是指事物，“物，犹事也。”凡天地之间，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因此，朱熹的格物是对外在事物的“格”。但朱熹的“格”又不是使主体增加关于客观事物的知识，而只是在“格”的过程中使已有知识“发得出来”，即“人心莫不有知，所以不知者，但气禀有偏，故知之有不能尽。所谓致知者，只是教他展开使尽。”由此出发，“即物穷理”只是以吾心已知去穷尽天下万物之理。这种寻求发掘人心中天然之理，已有先验论的意味，这也给王阳明后来将其发展为完全出自内心的“良知”打下了基础。 　　但朱子的格物致知仍具有一定的认识功能。首先，虽然“理”本在心中，但仍需假借外物，需要借助“格物”的过程来穷尽事物之理，才能明心中之知。亦即“致知”仍需在具体事物上去考察，不可离物空谈。其次，要穷理至极，则需将万事万物之理全都探究清楚，只有“即凡于天下之物”且将其至极，将每一样事物“表里精粗无不到”，方可“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这才能达到真正的致知。 　　虽然王阳明曾“遍读考亭之书”，但他从自身心学体系出发，结合自身经历和思考，提出了和朱熹不同的“格物致知”观。首先，他反对朱熹对《大学》所作的修改，他认为《大学》一章固然重要，但其本身不应有经传之分且无阙文。朱熹的《大学章句》是对《大学》的歪曲，应以古本《大学》为基础来阐述，他在龙场悟道确立了自己的学说体系之后，确立了“致良知”的本体论，从而将其“格物致知”论展开。 　　王阳明也训物为“事”，“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之所在之事谓之物。”但他的“事”与朱熹又有所不同，阳明所谓“事”，是“意之所在”，“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既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物已是心内之物，则格物便无朱子所谓“至”可言，因此，阳明将“格”解为“正”，“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於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因此，“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埋即是明明德。”格物只是正事，格心是去恶存善，是去天理存人欲，是“致良知”。 　　王阳明在《大学问》中，把“致”解释为“至”。“致者，至也。如云丧致乎哀之致。”“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而“知”即是“良知”，是由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发展而来的。王阳明的良知是纯粹的道德原则，“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良知只是一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一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因此，在王阳明这里，良知只是一个先天的道德价值评判标准，“致知”就是“致良知”，是将心中良知推广到事事物物。所以，王阳明的“格物”与“致知”完全是一回事。不仅如此，王阳明将《大学》中“三纲领”、“八条目”都归为良知。“盖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虽亦皆有其名， 而其实只是一事。”因此，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中，所有的内容都是环环相扣的，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内求心理的“致良知”体系。“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眼法藏。往年 尚疑未尽，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