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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苦创业路 　　1972年，我出生在福建省云霄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龙透村，自我懂事起就知道，这里离市区很远，每天到县城只有来回的一班车。 　　小时候的家境，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儿都不为过。父亲排行老二，有兄弟姐妹八个，我是家中的老大，下面还有弟弟和妹妹。在村里，家家户户的土房子都是楼上住人，楼下住牛、猪和鸡。我父亲曾说过，他这辈子为了改善住宿条件，从20岁就开始折腾，直到60岁才完成心愿。 　　那时家里穷，每个月初一、十五拜神明时才有碗饭和豆腐吃，要想吃肉非得等到家里养的猪杀了或过年时，虽然吃的很差，但在我的成长经历中，农村还是有很多乐趣的，抓鱼、爬树、弹珠子等等，农村小孩子的“节目”很多，也因为不懂事，担忧的东西少，倒也过得无忧无虑。 　　父母的学历都不高，父亲读到小学三年级，母亲根本没读过书，但仍要感谢他们教会了我们吃苦耐劳、与人为善的良好品质。上小学时，父母亲给我定的目标是好好读书，那时，我也默默许下一个心愿，将来成为一名教师或者医生。 　　其实，我的求学之路挺波折的，初一时，由于学习成绩优秀，我被选为班级的学习委员。但那时我个子小，被安排坐第一排，因考试不愿让同学抄袭，常常在放学后被拦路挨打。中学离家有十多公里，需要住校，迫于无奈，我找了个县城的高年级学友当靠山，而这学友在学校是以打架、赌博出名的，最终他因这些劣迹被学校除名。“近墨者黑”，我也学会逃课和赌博，基本无心读书，瞒着父母亲混到初三，中考时老师怕拉低升学率，没让报考，我便准备第二年复读，但最终因没交学费又成天在学校赌博被老师发现而辍学了。 　　辍学后那两年，我卖过冰棒、上山当过石匠，做的都是头顶烈日，脚上冒烟的活。但也要感谢那两年的经历，让我真正品尝到了生活的辛酸。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家乡陆续有人外出打工了，虽然干的都是做牛做马的苦力活，但挣得比在家里多多了。感谢我的老乡赖满榕和吴水平，他们一个是带我走出去的、一个是介绍我进印刷厂的，至此，我开启了与印刷业的缘分。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要走出小山村的情形。1991年9月20日那天，我捡了个装化肥的塑料袋，装上一套换洗衣服、一床被单加个塑料纸（铺开当席子用）和100元钱就跟老乡赖满榕一起闯汕头去了。但那时候“百万大军”南下，找工作非常困难，汕头有台资八大鞋厂，几乎都招女工。直到当年10月20日，我才因为会说闽南语经吴水平介绍进了隆鞋业印刷部当一名学徒，在这一个月找工作的时间里，我睡过海边、睡过屋檐下，还上山躲过暂停证…… 　　刚开始工作，自己的想法很单纯，“有份工作不容易，要好好努力”，从学徒7元/天至单色机机长1200元/月，再到单色机主管3000元/月，我仅用了短短3年时间。那时候才开始有“万元户”的说法，我的收入在老家已经算是非常高了，但并没有满足于此。1993年底，了解到开四色机可以拿到9000元/月，我就毅然提出辞职，去找四色机的工作，个中想法很简单，在20岁到50岁这个打工生涯中挣个100万元。当时，我还有个计算公式：3000元/月×12月×30年=108万元，而9000元/月×12月×30年=324万元，这就意味着用开4色机的10年可以换单色机的30年，所以，我认为不管3年、5年开上都值得，后来我用了2年时间就当了4色机机长，这也要感谢我的另外一个朋友董剑峰，是他把我带进了4色机的圈子。 　　从“珠三角”北上美丽的杭州，更要感谢另一个朋友——杭州多丽彩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丽彩印）总经理章新法，是他在2000年的时候邀请我来杭州工作的。我在多丽彩印从中层管理者干到业务副总，2002年因经营理念不同而离开了多丽彩印。2003年接手杭州乐通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通），到现在整整十年。 　　接手乐通时，它只有1台四开四色机，我做的初步打算是由我来承包2年，赚个原始积累后再自己开厂，后来通过沟通，乐通创始人杨伊玲董事长决定让我接管乐通的经营并赠送30%的股份，前提是必须帮公司还完280万元的负债。感谢杨伊玲董事长，是她的信任才让乐通有了今天，说实话，当时我并不懂得什么企业定位，只是因为自己懂得这个行业，又有业务就简简单单开始了。 　　乐通这10年来的发展决策都是我主导的，前五年我们只保持在1台四开四色机、1台四色对开机的规模，属于累积资金和人脉的阶段，当然，我也在学习如何更好地当个管理者，为此，我花费了几十万元在外学习，聆听各行业大师的教诲。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我才认为机会到了，这段时间是乐通加紧发展步伐的阶段，若要归纳促进其发展的因素，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点：第一，业务的定位；第二，客户的选择；第三，跟员工一起成长并让大家享受发展红利。乐通承诺送出30%股份，现已送出17%，有些员工在杭州安居乐业，已成为新杭州人。 　　如今，乐通在书刊印刷上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