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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子的花花世界 　　真丝睡衣、鸡尾酒、雪茄烟和兔女郎，男人穷尽一生追求的东西，对于休·赫夫纳来说不过是家常便饭。如今87岁高龄的赫夫纳，依旧是“日啖伟哥一两颗，怀抱美女三四个。”他就是一个现实版的花花公子。由他一手创立的《花花公子》帝国，这个月正式步入了花甲之年，也依旧是一个好色的老男孩。 　　1953年12月，芝加哥出现了一本名叫《花花公子》的杂志。封面上玛丽莲·梦露穿着深V黑色小礼服，招牌式的灿烂笑容吸引了男人们的目光。但是有人发现，这本售价五十美分的杂志，并没有标明出版日期。 　　原来，创始人休·赫夫纳根本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二本，他完全没有想到，这本创刊号在几周内卖出了53991本。毕竟这本杂志是他在公寓厨房的桌子上自己制作出来的，最初的8000美元投资也是他从母亲和兄弟那里募集而来，为了梦露的那张照片他花掉了其中的500美元。如今，这本创刊号成了收藏品，拍卖价格高达5000美元。 　　除了梦露性感的照片，赫夫纳还在创刊号里写下：“‘花花公子’并不指颓废的享乐主义者，我们所谓的‘花花公子’是一个不把生活仅仅看作是一串辛酸眼泪的人，潜藏在杂志背后的主张是：娱乐和享受是件好事。” 　　时年27岁的赫夫纳，出生在一个正宗的清教徒家庭。在他看来，美国人热爱工作，却不会享受快乐。传统的观念中，娱乐和享乐，特别是享受性快乐被认为是令人内疚和羞耻的事情。赫夫纳认为这种观念深深植根于当年搭乘“五月花”号来到美国的清教徒祖先那里，而他本人，正是在美国社会极受尊敬的著名清教徒威廉·布莱福特的后人。 　　如此传统的出身，一直给小时候的赫夫纳灌输这样的思想：头脑和身体是敌对的。有个更著名的说法是：魔鬼存于肌肤。很多人的一生，都在反抗那存在于自己肌肤里的魔鬼。在赫夫纳家，母亲的生活就极其压抑，“在我的家庭里，没有拥抱和亲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后来的享乐人生，恰恰是家庭生活的矫枉过正。“我认为，性是正常和自然的生命的一部分，我要给性正名！” 　　创刊号大卖，赫夫纳的收入是最初投资的三倍多。他有了继续出版这份杂志的资金。在第二期杂志封底上，出现了一只穿西装打领带的兔子。在《纽约客》和《时尚先生》先后选用了人形标志之后，设计师阿瑟·保罗笔下这只兔子活泼而顽皮，兼具了幽默和色情的意味，深深地吸引了赫夫纳，最终成为《花花公子》的标志。 　　这只兔子并不知道自己将掀起一场革命，而赫夫纳也并没有想要成为一名革命者，起初他只是单纯地想创办一本关于“性”的主流男性杂志。一战结束之后，美国曾经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柯立芝繁荣”，那是一个充溢着爵士乐和女性争得选举权的时代。曾经参加过二战的赫夫纳满心以为，在二战之后美国会迎来另一个繁荣的时代。结果却并不如他所愿，女人的裙子不仅没有变短，反而变长了，“对我来说，这样太不性感了”。他们只希望能给美国男人们提供一些额外的欢笑，分散他们对新时代焦虑的注意力，完成了这些便足以证明《花花公子》存在的合理性。 　　事实证明，赫夫纳做到了。创刊一年后，杂志每期销量就超过了10万册。在当时，阅读《花花公子》成了“享受人生”的代名词。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青少年的口号是“长大了要像洛克菲勒一样富有”；到六十年代，这个口号变成“长大了以后要像赫夫纳一样享乐”。《花花公子》被当时激进的文化运动推到了浪尖之上，成了性解放运动的一面大旗。 　　贩卖性感是《花花公子》的拿手好戏。在梦露之后，五十年代十大卖座明星之一的金·诺瓦克、第一任邦女郎乌苏拉·安德斯、“性感小猫”碧姬·芭铎都先后登上封面，他们拍出了最性感、最真实的美女 。杂志之后最热门的栏目“本月玩伴女郎”也在第二期中出现。栏目中包括了媚娘女裸照和简短的传记，还有包含了生日、三围、喜好和讨厌事物的资料表。这正是男人们需要的。 　　在越南战争时期，一位前线美军战士希望《花花公子》的玩伴女郎们能去前线看望作战的士兵，这让赫夫纳感受到了《花花公子》在六十年代的生命力。在鼎盛时期，全美有四分之一的在校男生会按期购买这本杂志。1972年的11月刊，更创下了7161561本的历史最高发行纪录。 　　不过，赫夫纳在美国至今是争议人物，维护传统家庭价值的人骂他，某些女权主义者也骂他。同时遭遇过宗教团体的抵制，也被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大多数的穆斯林国家封禁。但赫夫纳和《花花公子》对美国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很多美国人甚至认为，赫夫纳用它分裂了美国。因为对一些人来说它是性领域的先驱，把美国人彻底从清教徒和神经质中解放了出来；而对另外一些人，尤其是女权运动和社会保守派来说，它导致了美国人在性领域的革命，使很多女人变成了物质化的牺牲品，提倡的是一种只要自己感觉好就行的不道德生活态度。 　　无论如何，《花花公子》走过的六十年，正是美国近代经济最活跃的时期，也是美国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