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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上海自贸区成为法治试验田 　　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法律模式是欧洲大陆法系，根源于罗马法，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荷兰和法国立法的影响。然而，这个模式并不是直接从欧洲引进的，而是经由日本辗转来到中国的。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建立起一个现代国家，这让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感到羡慕、惊愕和焦虑。日本在其法律结构现代化过程中，主要参照了德国俾斯麦的第二帝国。随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来自前苏联的法律文化影响因素开始出现。 　　20世纪70年代开始，为纠正“文革”期间政府管理的瘫痪，中国开始追求法制化政府管理模式，以避免再次陷入人治导致的极端状况的出现。 　　虽然在“文革”后，中国在法治方面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但是，中国大陆法治国家建设的道路仍然漫长，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变化的迅速展开，中国政治结构框架的一些基本要素将会承受更多的压力。这些因素将会促使中国政府在应对这些变化方面展开全方位的探索。 　　学习新加坡模式 　　上海自贸区的商业重要性和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本文讨论的是，微观和宏观监管如何影响自贸区的创立，这些监管又是如何受到法治原则影响的？ 　　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等经济特区，在探索监管体系方面起到过一些作用，但作用有限。经济特区最重要的设立目的，是开设出口型制造业。经济特区的监管体系（例如与税收和土地使用有关的制度）采用了一些新标准，但是这些制度整体上不是非常复杂。而且，那些进入经济特区的制造业企业，主要来自香港和台湾，他们对监管体系的期望并不高。当时，这些企业做好了适应任何监管体系的准备，以尽快开始生产并获利。 　　然而，上海自贸区需要在中国境内建立一个更高层次的、现代化的、讲究诚实信用的监管体系。 　　这似乎意味着不少压力和困难，不过潜在的回报也是巨大的。上海自贸区如果能发展起来，并且其监管体系能有效运转，它将为复制香港金融商业中心的优势打下坚实基础。换句话说，上海自贸区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在概念和执行上都坚定不移地贯彻法治原则的监管体系，它将会对经济表现发挥巨大的乘数作用。 　　对上海自贸区而言，一个更为合适的原型可能是“新加坡模式”。与香港一样，新加坡也能够为各种国际贸易与商业活动提供现代的、高度发达的监管体系，它也因此享有很高声誉。英国宪法理论一直强调“议会至高无上”的法律原则。在英国代议制政府体制下，根据宪法公约，政府只能基于并且选举产生于国会。戴雪教授是这种政府管理原则的首要倡导者，在他看来，这种方式与法治原则是紧密配合的。简单讲，这种原则保证了英国选举出来的议会享有制定和撤销法律的权力。 　　独立以来的新加坡，一开始就采用了一种基于经典英国模式的议会制政府体系。这种体制下，一个强大的政府要基于一个拥有更多权力的国会。虽然新加坡政府体制的政治空间相对受限，但是这个国家发展和保持了一套世界一流的商业活动监管体系。新加坡在控制政府腐败方面也卓有成效，其公平性和竞争性得到了广泛信任。这为新加坡极大的经济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更为特别的是，新加坡模式显示了在制定和执行商业法监管体系的过程中，如何长期和有效地坚持法治原则，同时，在公法领域保持对政府有利的基于强大国会的体制。 　　所以，新加坡为上海自贸区提供了一个坚实、公平、政府友好型的发展蓝图，展现了如何在发展和运用商业监管中明确运用法治原则。 　　法治试验田 　　假设上海自贸区自身不断发展，能够建立一个现代的、公平的、有效的、值得信任的监管体系（这些体系将会以防止腐败作为优先事务），那么，这个体系就能在中国大陆产生一个新的商业法治理标准，同样为中国其他地区提供一个可复制的模式。所以，上海自贸区有潜力发展成为中国第二个主要的法治试验田。 　　虽然既得利益集团可能会干扰上海自贸区的发展，如果上海自贸区在上述方面有序改革，并为后续发展提供正面空间，那么各种改革红利会马上出现。 　　上海如果把足够多政治资源用于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将得到很大的改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上海在小学和初高中教育改革方面的巨大成功。最近，托马斯·弗里德曼发表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显示，上海公立初高中是如何在2009PISA（国际学生评价项目）评价方面取得第一。而在2003年，负责该项目的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认为，那时上海还只拥有一个达到平均水平的学校体系。一个成功改革的小学（该校40%的学生来自农民工家庭）的校长表示，“这只是开始”。 　　法治政府的基本框架 　　法治是一个被积极探索多年的概念。对此，英国法学家戴雪（A.V.DICEY）在1885年总结出几个重要参数。虽然对法治的本质依然还有着不断的、广泛的讨论，但是对于法治概念的核心要素有着广泛的统一意见。戴雪的概念是： 　　——政府必须时刻服从法律，而且永远不能高于法律。 　　——所有人不管地位如何，法律面前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