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和家庭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docVIP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是妇女及家庭的转移 成都市妇联课题组 成都市妇联围绕“促进进城务工劳动者向城镇居民转变”的工作部署，联合省社科院、四川大学的有关学者开展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调研。调研的主题是：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实践中，妇女和家庭如何影响转移过程，其中体现出怎样的政策需求。旨在为当前建立完善农民向城镇转移的机制，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决策提供多样的思考角度和参考依据。 一．成都市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问题 1．成都市劳动力转移的“推拉”因素。首先明确，“农村劳动力转移”不等于“劳务输出”。“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指农民离开土地，切断与土地的关系，改变他们与生俱来的制度性身份和生产、生活方式，成为产业工人且迁往城镇定居。 根据人口学解释人口迁移行为发生原因的“推拉理论”——迁移是迁出地的推力与迁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推力因素：土地规模化经营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据了解，成都远郊农村人均占有耕地的数量在0.87亩 /人，农村劳动力数量严重超过土地承载量，务农无利可图。因而必须按市场经济原则，合理配置劳动力与土地，逐步减少土地产品收入供养的人口数。 拉力因素：成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而城市化的经济内涵是农村劳动力为工业化提供需要的劳动力资本，形成城市与农村、第二三产业与农业的良性互动；其社会内涵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并分享工业化成果。目前，成都市正按照14万人/年的城市化进程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对农村劳动力的疏导和安置将继续成为城市政府的工作重点。 2．目前成都市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依然是以“打工”为主。综合有关资料，成都市女性农村劳动力输出状况呈现如下特点： 1）郊县输出量大，性别差异不明显。全市劳务输出规模在200万左右，其中女性占40%，说明只要有可能男女都会选择外出打工的方式。 2）就近输出多。根据统计数据，成都周边县、市、区的农村劳动力将近70%（69.6%）输往本市五城区，出市、出省的比较少。 3）输出多，转移少。由于城市生活成本高、打工工作稳定性差等多方面原因，农村劳动力在市区立住脚、安下家的比例很小。以金堂县竹篙镇为例，全镇有外出务工家庭5945户，举家外出务工后迁徙到城镇的115户，占外出务工家庭的9%，可见，劳务输出没有带动家庭的转移；而女性外出务工因各种原因返乡的比例比较大，占外出总数的27 %。 4）农村进城务工女性劳动保护权益未落实。由于进城务工女性劳动力以非正规就业（个体小业主单位就业）为主，普遍未享受“四期保护”和生育保险等政策。 5）留守女性以低质劳动力为主。一般留守女性体力弱，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导致农村劳动力呈现女性化、老龄化、低质化现象。 二、妇女、家庭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作用不可忽视 根据调查分析，我们认为影响成都市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如下： 1、农村家庭中非劳动力成员滞留，影响了转移。在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下，家庭是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单位。观察农民的生活我们会发现，农民对于哪些人下地、哪些人做饭、哪些人饲养牲口家禽、哪些人负责采买都有明确的分工，整个家庭就像一个小公司，各司其职，合作有序。我们调研看到，农村家庭一般是一对夫妻、一对老年父母、一至两名孩子的主干家庭模式。已有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很少是个人决定，而是整个家庭经过理性计算做出的“理性分工”，“派出”最适合进城打工的人外出，选择适当的人留下看家。 家庭是一个整体，土地承包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特别是规定了30年不变的政策后，土地只与家庭有关系而不是个人。农村土地能否流转集中并成为资本的关键取决于家庭能否切断与土地的联系，实现整体转移（即使家庭其他成员已经在城镇立足，家庭还有成员还留在农村，土地就不会流转出去）。而家庭能否迁徙，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劳动力本身有没有转移愿望和能力，往往取决于家庭中非劳动力成员（比如老人、小孩）的转移预期，取决于家庭中的非劳动力转入城镇后能否得到基本生活保障。否则他们只能停留在候鸟式的劳动力输出阶段。 2、妇女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起了调节器作用。农村劳动力的“女性化”原因并不在于女性的能力、地位比不上男性，而在于传统社会对农村家庭的期待是 “男主外、女主内”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男人“主外”由过去承担农活扩展到进城打工挣钱，女人“主内”由过去操持家务扩展到全面料理农村的家计。 我们调研中碰到两起这样的案例，一起是妻子先外出打工，之后把丈夫介绍到同一家工厂。当家里需要中年人回家照顾时，已经是熟练工的妻子回到家乡，丈夫继续在外。另一起案例是，夫妻两人都外出打工，丈夫干临时工，妻子的工作相对稳定。但是当家里需要人手时，回家的是工资相对高一点、工作稳定一点的妻子。 这些例子说明，农村妇女担当着调节市场与传统力量之间平衡的作用，她们是真正保障农民家庭“进可攻、退可守”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