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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工的选址之道 　　核心提示：中国有很多企业将总部搬到北京，考虑更多的是为了发展政商关系。三一能否脱离传统模式，走出一条新路径，值得期待。 　　过去的一年，装备制造业是受到宏观调控影响较大的行业之一。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2012年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8.4%，同比回落6.7个百分点，明显低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在这一背景下，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之间的互掐成为受持续关注的行业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三一总部迁址，则是促成矛盾冲突浮出水面的一个导火索。 　　抛开“一山不容二虎”的说法不谈，三一将总部迁入北京，人才、行政效率、营商环境、总部效益等因素都是其权衡再三的重要因素。 　　积聚效应 　　如果过去说起“工程机械之都”，人们还略微感到陌生的话，那么，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的这次纷争彻底让人们记住了“长沙”的这一名号。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三家行业内的领军企业集聚在同一座内陆省会城市，这在中国绝对是独一无二。 　　“一个群聚区的形成，通常可以追溯到其历史背景。”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韩和元告诉记者，譬如硅谷这个群聚区，主要发端于斯坦福大学完成的研究；而有的群聚区则完全是有赖于某一偶然事件所创造的某些优势。 　　上世纪60年代，国家作出了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三线建设。在新的经济建设布局中，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被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出于备战考虑，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特意把国防科技工业放在中西部地区。 　　正是得益于这一政策，在湖南，特别是长沙和株洲，在机械制造方面有着非常坚实的基础，这为长沙成为工程机械的群聚区提供了人才、技术、设备的储备。比如梁稳根等三一创始人下海创业之前就在兵器工业部洪源机械厂工作，中联重科创始人詹纯新创业前的单位是建设部长沙建筑机械研究所。 　　“三一、中联这两个重工巨头在长沙起家、成长，反映出长沙在特定年代对重工制造行业的孵化作用。”韩和元说。 　　地理和交通优势对于重工制造这一行业来说至关重要。长沙处于中国腹地，市场辐射范围广阔，特别是南面、东面邻近经济发达、房地产市场起步较早的广东、浙江等省份，为重型机械提供了最初的需求。 　　此外，长沙有京九、京广、沪昆等贯穿铁路大动脉穿过。通过铁路连接上海、广州等港口城市，企业所依赖的外部零配件，如底盘、发动机等大宗商品比较容易进口和运输，产品出口也很方便。 　　企业崛起，除了天时、地利，人和也很重要。三一、中联的创始人均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梁稳根是湖南涟源人，詹纯新是湖南常德人。他们在创业时，出于投资风险等方面的考虑，选择人头地界都比较熟悉的省会长沙，自然比人地两生的其他城市来得容易。 　　“跳板”长沙 　　如果把离世界更近的北京比作一个大舞台，显然，长沙就是通往这一舞台的“跳板”。正如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面对媒体所说：“迁址是为了回避恶性竞争，以及谋求更好的发展。” 　　20年前，三一将总部从涟源迁往长沙，开启了该集团20 年的腾飞历程。今天，三一再次将总部迁往北京，不能不引起了人们一番猜想。 　　财经作家杜博奇对企业史的研究颇有心得。在他看来，长沙存在形成产业集聚效应的基础。同时，三一、中联的起家、成长，与当地的商业环境也是密不可分的。 　　“不过，当一家企业成长壮大，曾经支持它成功的因素也可能会成为制约它成长的障碍。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就势必要跨越这些障碍。”杜博奇说，可惜的是，很多企业不是没有一颗“成长壮大”的雄心，而是被这种雄心淹没，对它自身的处境、所面临的障碍以及问题的出路缺乏清醒的认知。 　　韩和元认为，群聚区要能包含其他重要的竞争主体，只能“容一虎存在”的地区不能够称之为群聚区。“这就如同人们无法想象好莱坞这个影视群聚区只能够存在20世纪福克斯，而不能容下梦工厂、迪士尼、索尼公司、华纳兄弟一样。” 　　但是，有专家指出，三一迁址还有原因是长沙产业集群不够完善，上下游产业链集中度不够，因而造成竞争大于合作。 　　韩和元对此说法并不认同。“长沙毋庸置疑是一个靠自我演化、自我发展而形成的颇具国际竞争力的群聚区。”在他看来，单纯的从产业价值链来论，长沙的工程机械产业群聚区发展非常理想，但所缺的是基于行政级别的局限，导致政策、金融方面的资源相对有限。 　　据知名媒体人罗昌平观察，就商业环境而言，长沙并非最好，但长沙的城市化空间非常大，在过去十年有着非常大的发展机会，而湖南人“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创新动力，而长沙的低地价成本以及政府优惠政策，为这两家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进京之路 　　“如同我的发展一样，我先由老家涟源出生成长，以长沙完成最后的教育与工作的起步阶段。但如果需要更大的发展，去北京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罗昌平认为，看待三一的两次迁址，不妨跟个人的成长轨迹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