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洞庭？西洞庭湖保护区湖权之争.docVIP

谁的洞庭？西洞庭湖保护区湖权之争 　　一场让各方摩拳擦掌的官司，却以一种令人哑然的方式暂时草草收兵了。 　　9月26日，常德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渔民、自然保护区与上市公司争夺青山垸水面经营权的角力进入白热化的时刻。法官宣布开庭的话音刚落，有备而来的渔民就拍案而起，称原告“大湖股份”的法律代理人系常德中院前法官，按规定应当回避。在此情况下，法官宣布另外择期开庭。于是，该案第一次开庭就在一片闹哄哄中收场。 　　这仅仅是推迟了开庭的日期，但渔民们仍然将这个结果视为首回合的胜利。“洞庭湖的麻雀，不是吓大的。”青山垸渔民唐代钦用一句歇后语，表达了一种豁出去的心情。 “堤是我挑的” 　　“渔民世世代代在青山垸水面上讨生活，权利岂容他人剥夺？！”唐代钦说。 　　“现在的渔民都懂法，生存权是最大的法定人权。”67岁的唐代钦做过多年村支书，擅长运用各种理论武装自己。在他看来，“堤是我挑的”，是他在青山垸捕鱼的最有力的依据。 　　青山垸面积超过1.5万亩，是围湖造田的产物。上世纪70年代，唐代钦还是青壮劳力，亲手挑着一提提石块和泥土，在湖边修起堤坝，待水位一退，农民将大坝合龙，堤坝内水底露出，成为天然的农田和水塘。修坝的移民在垸内建屋而居，形成村落。 　　建国后数十年来，洞庭湖逐渐被一道道垸子所围剿，缩小到仅有1949年的一半大。洞庭湖是长江最重要的蓄洪通道，无节制的围湖造田显然忽视了自然规律，因此遭受了大自然最猛烈的反击。1996年和1998年，洪水两度来袭，青山垸无一幸免，两度溃坝后，垸内是一片汪洋，房屋被冲垮，农民和渔民只好搬到堤坝上居住，狼狈不堪。此时，汉寿县政府借机将青山垸“退田还湖”，为修坝而“整建制”搬来的移民，被迫再次搬迁。而青山垸原有的数百户居民，因为难离故土，仍然选择居住在垸旁的村子里，唐代钦和他的4个儿子是留下的人员之一。 　　1999年，汉寿县决定，将青山垸划归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统一管理。保护区开始对这一片水域实行封闭式管理，禁止在青山垸内捕鱼捕鸟。如此一来，保护区和渔民间的摩擦愈演愈烈，冲突不断。 　　现实情况是，农民世代生活在此，禁渔相当于剥夺农民生计，所以始终无法令行禁止。渔民激烈反抗，也令保护区感到疲惫无措。2002年，大批渔民持械攻击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酿成激烈冲突。 　　在此情况下，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向湖南省林业厅请示，将青山垸在保护的前提下依法利用，允许渔民在每年的3月至10月间在垸内捕鱼，同时禁止使用电击、麻布网、毒鱼等捕捞方式，不得在青山垸捕杀和惊吓来此越冬的鸟类。管理方希望以这种保护加利用的方式，缓解和渔民之间的矛盾。2003年6月，湖南省林业厅批准了这一申请。 　　与此同时，唐代钦等村民也在苦苦寻找对策，直到遇见了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当时正在寻找合适的社区，在洞庭湖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试验区。这种试验区基于一个基本的理念：有限的人类活动，并不违背自然生态保护的原则，只要尊重自然，有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便可以和自然和谐共处。该理念因为在人和自然间构建了一种和谐而非对抗的保护区管理模式，受到中国政府欣赏。 　　2004年3月8日，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和青山垸社区渔业养殖合作组签订社区共管协议，在保证青山垸的所有权归保护区不变的前提下，将这片水面承包给唐代钦牵头的渔业合作组，由西洞庭自然保护区和青山垸社区共同管理。协议期至2008年12月30日止。渔业合作组每年向保护区交纳湿地资源补偿费、保护管理费共20万元。 　　至此，1789户居民在青山垸的合法捕鱼权失而复得。 “有失公平” 　　如果青山垸的故事沿这条脉络发展下去，便不会出现开头所述对簿公堂的一幕。然而，真实情况是，早在保护区和渔民达成社区共管协议之前一年，青山垸的经营权就被汉寿县政府转给了以水产养殖为主业的上市公司大湖股份（当时名为“洞庭水殖”）。 　　2003年5月16日，汉寿县政府与洞庭水殖签定协议，将青山垸内的1.5万余亩水面的经营权出让给该公司，有效期是2003年6月1日至2053年5月31日，共50年。转让价共计158万元。协议上签约的双方，一方为洞庭水殖，另一方为汉寿县人民政府，而青山垸真正的法人主体——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被搁置在一旁。 　　这一点，是该协议的致命缺陷。汉寿县人民政府不是青山垸的法人主体，从法律上讲，不具备跟一个公司签订土地出让协议的单独主体资格。不过，双方似乎很快便发现了这个缺陷，在正式协议签订5天之后，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将汉寿县目平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属于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内单位）列为出让方之一，以此弥补法律上的漏洞。 　　但这份转让协议仍然广受质疑。质疑的焦点集中在超低廉的转让价上。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梅碧球对《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