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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过？谁的责？ 　　核心提示：与其说是企业直接排污造成的污染，还不如说是一些企业与个别地方政府为了各自利益，联合起来逃避层层监管。某种意义上讲，出现环境质量如此严峻的现状，政府要担责，而且要担主要责任。 　　“天气怎么样？”原本是欧洲人见面的开场白，如今却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一种被称为雾霾的恶劣天气现象频繁在国内许多地方出现。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每当雾霾来袭时，大半个中国都笼罩在灰蒙蒙的苍穹中，空气混浊，能见度低，大气污染严重程度甚至让多地PM2.5监测指数多次“爆表”。 　　一时间，雾霾成为全中国最受关注的公共事件之一，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员到百姓，从城市到农村，雾霾和环境污染总能成为会谈或闲聊时的热点话题。不过，除了相互“吐嘈”，更多的人想知道：恶劣天气是怎么产生的？大范围跨界污染究竟该由谁承担责任？ 　　下一个，谁会“躺着中枪”？ 　　对于陌生的、异常的现象有恐惧感，然后很想知道这种现象从何而来，这或许是人类的本能。 　　正如10年前关注“非典”疫情一般，面对近两年突如其来的空气污染，很多人都在努力寻找雾霾的“肇事者”。 　　早期的“祸首”被认为是风。2012年6月，我国中部地区大面积出现雾霾，当时多地气象部门的说法是“周边省市烧秸秆”，“风吹过来的”。而当雾霾迟迟不能散去时，气象部门又表示：“风力太弱，不利于霾的消散。” 　　今年春节期间，又有人提出烟花爆竹是那段时间雾霾的“罪魁”。有实验得出，燃放鞭炮产生的PM2.5平均浓度是正常空气浓度的5.4倍，最高时达到66倍。 　　还有人认为，汽车尾气是导致雾霾的主要原因。但随后汽车产业界集体“喊冤”，称不能把汽车当作“替罪羊”，并强调“车用燃油的质量升级远比汽车排放升级更值得关注。”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石油化工集团董事长傅成玉在回应“油质不过关导致雾霾”时表示：“其实最大的杀手是煤炭，当务之急应是治煤。” 　　“雾霾侵袭中国一年多时间了，我们几乎看不到有‘人’站出来为雾霾埋单。”网友Andy在微博上写下这样一句话：“如果明天再看到有关雾霾原因的报道，不知道下一个轮到谁‘躺着中枪’？” 　　企业直排，还能“独善其身”吗？ 　　大规模环境污染事件，不能说没有天灾的因素，但更要追究“人祸”的责任。在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沈玉芳教授看来，肇事单位和个人应为污染和跨界污染直接负责。 　　“毫无疑问，作为在一线生产的企业，不仅要对直接排污的行为负责，而且自己往往也会深受其害。”家住湖南怀化的杜海波（化名）曾经在浙江温州从事塑料包装袋的生产加工，他就亲身感受过环境污染给家人造成的伤害。 　　那时，杜海波和爱人住在一室两厅的出租屋内，生产所用的塑料、油漆等化工用品堆在后院，“只要机械开动，加工塑料及喷漆散发出的气味非常刺鼻，很难闻。”每当开工时，杜海波就把家里所有的门窗打开，让气味散发。 　　两年后，杜海波的儿子出生。让杜始料不及的是，在儿子出生后的6个月内，小家伙隔三差五地生病，经常咳嗽。起初他还以为儿子体质差，后经医生提醒才猛然想到，是不是家里的塑料袋加工引发的？ 　　杜海波当即把儿子送回湖南老家。之后，儿子的身体逐渐好转，持续咳嗽的情况渐渐减少。 　　“加工塑料袋肯定是有污染的，我以为打开门窗让气味散发出去就没事。但事实上，我错了。”杜海波说，他租住的那个村子有很多家塑料加工的小作坊，每家打开门窗都想让废气往外排，实际上每家每户呼吸的都是被污染过的空气，谁也逃脱不了。 　　后来考虑到加工化工产品对身体的伤害，杜海波与家人决定，变卖加工设备及原材料，回老家做生意。 　　“环境污染，就是害人害己的事。”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蔡守秋教授说，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地方过多地发展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业，会使得当地的环境承载力达到极限，在这个范围内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影响。 　　“市长敢不敢下湖游泳？”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与其他代表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蒋宏坤的发言题目是《携手共筑幸福美丽新家园》，当他讲到“争取用5至8年，使所有的湖泊水质都有根本改观”时，现场参加审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插话说：“现在网民检验湖泊水质的标准，是市长敢不敢跳下去游泳。”风趣的话语引得代表们都笑了起来。 　　“请市长下水游泳”的说法，实际上是“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的升级版。 　　2月初，一位浙商发微博称，因家乡的小河漂浮着大量垃圾，他要悬赏20万元请温州瑞安市环保局长下河游泳。2月19日，又有人抬价至30万元，邀请温州市苍南县环保局局长下河游泳；同日，广东东莞一网友也在微博上“如法炮制”，出价10万元邀请该市环保局长下河游泳。 　　环保局长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