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反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之策略.docVIP

谈谈反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之策略 　　反腐败要“老虎”“苍蝇”一起打，这种提法过去也有过，乍一看，似乎没什么新意，问题是现在作为一种反腐败的策略口号重新提出来，就有必要问一个为什么了。 　　所谓“老虎”，当然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指那些位高权重，且贪得多，影响极坏的贪赃者，即案件查办中的大案、要案之类；反之，也就是“苍蝇”了。 　　现在将“老虎”“苍蝇”一起打作为一种策略口号郑重提出来，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是基于对反腐败形势的基本判断。目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的形势，用“严峻”来表述恐怕还不够，也许应该加上“相当”两字。无论从腐败现象的“质”和“量”上来看，还是与历史的纵向和时代的横向相比，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现象都居于一个相对较高的位置。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这些年，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来探索腐败的成因，并试图找到遏止腐败的良药。 　　人们将腐败比喻为“政治之癌”，是有一定道理的。人们总是希望发明一种特效药，能一下子扼杀住癌病魔，就像当年发明了雷敏风药，一下子治住了肺结核病一样。现在看来，我们把这个问题看简单了，发明一种特效治癌药可能性很小。在目前条件下，对付癌症最好的办法就是力争早期发现，发现以后最好的办法就是综合治疗。只要病人身体许可，手术、化疗、放疗、中医、基因疗法一起上，就像治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一样。想搞出一种像雷敏风治肺结核一样的药，短时间还不行，因为癌症的成因太复杂。腐败也一样，它是沿着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前进的，各方的力都在起作用。它的成因也很复杂，同样，对腐败我们现在也拿不出一招制胜之法，或者说，有了办法但适用的时机还没到来。无奈之下，我们只能采取“鸡尾酒疗法”，各种方法一齐上。所谓的综合治理的方针，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 　　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和实践，总结出的综合治理、标本兼治的方针，主要包括教育、制度、惩治三个方面的内容。从作用来说，一般而言，教育、制度建设意在治本；查办案件、严惩腐败分子侧重治标。这样的划分当然不尽科学，只是从一个视角来解释而已。教育的功效是个潜移默化的慢过程，制度建设也有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现在大家一致看好制度反腐，制度的确是反腐败的根本之策，但制度反腐也是有条件的。一项制度只有到了它的贯彻执行条件相对成熟时，才能成功贯彻执行下去，比如，酒驾治理为什么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就在于条件成熟了。大江南北酒风趋弱，人们对酒驾的危害性认识普遍提高，适时出台严厉的惩治措施，就收到预期的效果。现在对治理腐败不是拿不出好制度、好办法，而是受很多因素制约。比如财产公示制度，这是一个反腐败釜底抽薪的办法，但时机还没成熟，一时全面推开恐怕还不行。 　　严惩腐败分子，却是大家一致叫好的事情，就是腐败分子自己在表面上也会大声叫好的。面对严峻的形势，这也是一个立竿见影的办法。通过严厉惩治将腐败猖獗的势头遏止住，同时，也彰显我们反腐败的决心。人民群众对腐败深恶痛绝。历朝历代，惩治贪官从来都是最能赢得民心的办法。传统文化中，对贪官，从来就是必欲杀之而后快的。这种社会心理现象在今天同样存在。有一年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关于腐败问题的党内通报会上，通报的内容显然超过老干部们的忍受程度，一名老干部嘴唇颤抖着说：“战友们，怎么办？怎么办？”所有老同志都拿起手上的拐杖往地上一戳，口中蹦出一个字——“杀！”这就是民情。具有法制观念和政策水平的老干部尚且毫不犹豫地“杀”字蹦出口，一般的民众对那些动不动贪了几百万、上亿元的权力腐败更是咬牙切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是严惩贪官的社会心理基础。现在一些学者提出有条件地赦免贪官，仅从传统文化和社会心理来看，恐怕很难行得通。我们在惩治贪官的过程中当然要讲政策，讲法治，但作为反腐败总体策略来说，必须贯彻严厉惩治的方针。所谓严厉实际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在“质”的方面从重，对大案、要案，毫不手软，从重从快；另一方面，在“量”的方面，对众多的蚁贪，小爬虫，即苍蝇，一个不漏。这就是“老虎”“苍蝇”一起打。 　　当然，主观上我们是这样想的，口号也是这么喊的，也是这样努力去做的，“老虎”“苍蝇”一个都不放过。但客观上并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地将“老虎”“苍蝇”统统绳之以法。从事物的规律来说，如果对犯法者都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绳之以法，天底下恐怕就没有犯罪的了。惩治腐败分子也一样，不可做到“老虎”“苍蝇”一个不漏，我们只能尽量努力去做，尽可能减少漏网。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一个反腐败的成本问题和效率问题。与其他任何工作一样，反腐败工作是要有投入的，就是说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不仅表现在精神方面，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体现得更直观，很容易作出量化计算。比如，一起大案，往往要动用几十、上百办案人员，时间长达一年半载，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不会是小数。同时，一些贪腐类“苍蝇”案子，案值十万、八万，连办案费用都不够。人力、物力和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