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总量减税”.docVIP

走向“总量减税” 　　当下，减税问题已经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不仅关涉经济增长和就业，更关涉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我们需要把减税问题放到对整个社会，包括政府自身的影响的背景下，深入细致地进行一番梳理，让减税的逻辑更加明确和清晰。 　　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长期从事财税理论、财税史研究的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 告别“重税主义” 　　《南风窗》：当前的减税，主要还是集中在企业层面，保证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指向很明确。政府的说法是“结构性减税”。但围绕整体税负问题，社会各界的争论也由来已久。您提出过“总量减税”，应该说超出了现有的结构性减税的内涵。那么提出的理由何在？ 　　李炜光：减税问题，不少学者包括我已经呼吁比较长时间了，而总量减税，是最近两年才由学界提出来的，学理依据主要来自供给学派的理论。大致意思是说，过高的税率会伤害人们的劳动热情，阻碍个人、企业的储蓄和投资，会带来经济效率和福利的损失，所谓拉弗曲线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税率到达最高点后就开始下降，再提高税率也无济于事，因为高税负把市场机制给破坏了，经济运行提供不出更多的税收，极端结果就是无税可征。类似的说法，我表达过多次，今年以来，看得更清楚，经济增长速度7.6%，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也下来了，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的增速只有7.5%。过高的税收没有好处，现在更加坚定了这个看法。 　　呼吁总量减税，现实理由是，一方面政府推行的结构性减税，还不完善，成效还不很明显；另一方面，企业和居民个人的税负还很沉重，没有实质性的下降。现在税收增速下来了，是因为经济形势处于下行的过程，不是减税的结果。减税对经济的激励作用，目前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我国的税收从10几年的超常增长，到现在的社会普遍感到税负过重，再发展下去，就要警惕是不是变成了“竭泽而渔”。因此，我个人建议，应该更明确地强调“总量减税”。 　　《南风窗》：用“法家式的重税主义”来概括过去的税收问题。如果我们仔细拆解来看，从对社会的影响来说，其涉及市场效益的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减少、征收费用高企等。这些影响，应该说是逐步积累起来。那么，在当下，“重税主义”走到不变不行地步的最显著的标志是什么？ 　　李炜光：经济层面的影响，已经比较清楚了。财政投资4万亿，加上20万亿银行贷款以拉动经济，至少应该带来一个中期的增长效应的，特别是财政投资，应该是有一个乘数效应和带动效应的，为什么没有显现出来，原因很复杂，但税收过高至少是关键因素之一。 　　我国70%以上的税属于间接税，属于转嫁性质的税收，税款加在了所售商品的价格之上，由消费者承担。由于大部分商品是日常消费品，我国税制又没有专门针对日常消费品的减税措施，间接税就具有了推高市场物价的作用，加重了广大低收入家庭的负担，削弱了其消费能力。 　　我国企业的综合税负达到50%以上，销售和进口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为17%和13%，在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国中中企业的综合税负达到50以上，列第四位，这就进一步推高了我国消费品的价格。这些问题无论是哪派经济学都是否认不了的。 　　政府还可通过“通货膨胀税”得到利益，当然这是个比喻性质的说法，不是政府直接征税了。政府得到的好处是某一部分负债通过通货膨胀还掉了。有个简单的计算方法，目前我国银行存款余额过百万亿元，一年期存款利率是3%，若通货膨胀率达到2011年那样的5%，两者相差就是2%。那么这100万亿的2%就相当于“通货膨胀税”，差不多就是2万亿的样子，这部分收入最后还是归到政府手里，政府的负债通过这个途径减轻了。 　　间接税过高还会导致不公平的问题，例如，我国大型工商企业多聚集于东部，税交在本地，税负却是由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承担的，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但却不能享受东部地区那样的公共服务，这就导致税负不公平的问题。 　　税负公平问题容易被忽略，应该被纳入减税框架中统筹考虑。又比如，一个正式职工，假如一个月工资4000元，扣除3500元免征额和各种社会保险费之后，就基本上不用缴纳个税了，但是还有不少人是“临时工”，没有被单位正式雇佣而只是提供劳务，3500的免征额对他就没有用，而是按照扣除800元，再乘以劳务报酬所得的个税税率20%税率的方法计算，他的税后收入便只有3360元。这种情况在外来人口集中的地方很普遍，也是一种不公平。 　　《南风窗》： “法家式的重税主义”有其内在的运转机制。我们今天讨论减税，那么对于这个思想的顽固程度，不能低估，尤其是现在政府的财政收入形势不太好的情况下。 　　李炜光：是的。“法家式的重税主义”，很多人可能并不认同。叫什么其实不重要，要搞清楚当下中国减税的逻辑，重税，不仅仅是税负重，也还会自动生长出一些“机制”来。2009年就比较明显，当年税收下降得厉害，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收费机制就自动启动，非税收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