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提高腐败“死亡率”、降低“出生率”.docVIP

坚决提高腐败“死亡率”、降低“出生率” 　　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要以反腐败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应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执政党像我们党这样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从1983年至今，三任总书记连续21次出席了所有中央纪委全会并发表讲话。仅党的十七大以来的5年，就立案查处违纪违法案件60多万件，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万多人，包括坚决查处了薄熙来、刘志军等一批重大违法违纪案件。但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因此，如何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进一步提高腐败“死亡率”、降低“出生率”，无疑是廉洁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腐败的“出生率”为何居高不下 　　三十多年来的反腐败斗争实践证明，一些领域的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易发多发，有多方面原因。 　　一是“糖弹”的攻击极其猛烈。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市场化转型，一个人数众多的富人阶层已经出现。在很多大中城市，还形成了专为他们服务的高档社区、会员制的交际和消费场所及子女受教育的贵族学校。他们的消费和生活方式，对靠正当收入和积蓄生活的公职人员包括领导干部，都形成强烈诱惑。而随着各种市场主体竞争的日趋激烈，有人便把高价收买公共权力作为主要经营手段，从奉送豪宅、股权直至美女，行贿花样不断翻新，意志不坚定者很容易被拉下水。反贪部门同志都知道，查处领导干部腐败案件，多数可从三方面入手：一是从和他关系密切的私人老板查起，二是从他包养的情妇查起，三是从他的子女亲属利用权力影响经商办企业查起。而有的领导干部之所以堕入腐败泥潭，与其强烈的“羡富”情结分不开，进而导致“一个富豪出了事，上百个干部倒下去”的现象不断重演。 　　二是经济社会转型中的漏洞导致腐败机会大量存在。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掌权者能够支配资源。却不能变现为个人财产，那么转型期不健全的市场与缺乏制约的权力的同时存在，使得有的人不仅可以利用权力占有资源，还可以通过市场变现；不仅能在国内变现，还能洗出境外。国企改制中的经理人自肥现象，市场活动中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现象，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海外流失现象，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大量出现的。而制度建设的滞后和党内外民主监督的乏力，使腐败进入易发多发期。 　　三是基层腐败也有水涨船高之势。过去村干部贪污几万、十几万元就是很大的案件。随着经济总量迅速增长和工业化、城镇化对矿产资源和土地需求的剧增，近些年来村委会“三大员”相互勾结，贪污挪用数千万元甚至数亿征地拆迁补偿费的案子竟接连出现。而辽宁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副局长罗亚平，更创造了“受贿额最大的最小的官”的纪录。 　　四是一些地方政治生态恶化导致窝案大案频发。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党员干部现在已成为领导干部队伍的主体。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无论国际眼光、知识层次还是创新精神，都远远超出前几代人。但其中也有少数干部受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的影响较深，“权力”意识、“交换”意识、“关系”意识比较浓厚，而宗旨意识、群众意识淡化，拒腐防变能力下降。尤其在一些政治生态恶化的地方，是与非、罪和非罪的界限都被“从众心理”搞模糊了，甚至形成一种“潜规则”下的“逆淘汰”，黑龙江的“韩马大案”、铁道部的刘志军案都是如此。 　　五是一些党组织软弱涣散，好人主义盛行，对党员干部管理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教育不够扎实，制度不够健全，监督不够得力，预防不够有效，应该及时提醒的没有及时提醒，应该坚决制止的没有坚决制止，应该严厉惩处的没有严厉惩处。有的甚至包庇腐败和犯罪。尽管党内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中，都清楚地列举数款、十数款必须惩处的事项，执行时却往往“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有雷声、无雨点”。一些私欲较重的党员干部视纪律为“稻草人”，抱着“众人闯红灯，犯法不受罚”的侥幸心理违法乱纪。 　　因此，腐败“出生率”的居高不下，既有体制和制度原因，又有思想和作风原因，需要通过标本兼治来解决。 　　二、降低腐败“出生率”，必须提高“死亡率” 　　大量事实证明，腐败的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是分不开的。从被查处的领导干部来看，很多都有相当长的腐败史，有的甚至是十几年来一直边腐边升。如果有10个领导千部以权谋私，能够被揭露和受到惩治的只有一两个人，甚至比例更低，腐败收益明显大于风险，就会刺激更多人的腐败冲动。某些腐败分子的有恃无恐，就是建筑在“伸手未必被捉”的侥幸心理之上的。而人民群众衡量反腐败工作成效的最主要标准就是腐败分子能否受到惩治。只有坚决惩治腐败，才能取信于民，才能极大地提升腐败犯罪的成本和风险，惩防体系建设中的教育、制度、监督、纠风、改革等措施才能发挥作用。反之，如果反腐败斗争没有结果，必会极大地挫伤广大干部群众与腐败活动斗争的积极性，甚至危及人们对党的信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虎”、“苍蝇”一起打，更是非常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