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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肯“漏桶实验”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启示 　　摘 要：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在于实现财富的二次再分配，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安排重要的理论支撑。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福利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趋势、特点和问题：奥肯在1974年提出了著名的“漏桶实验”理论，围绕经济效率和公平正义的讨论持续多年；罗尔斯等人提出了社会分配正义理论，使社会保障的价值诉求趋向社会公平正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奥肯“漏桶实验”理论可以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一些启示。 　　关 键 词：财富再分配；漏桶实验；社会保障；国家责任；公平正义 　　中图分类号：D6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3）07-0036-04 　　收稿日期：2013-03-15 　　作者简介：程雷（1969—），山东莱州人，东北财经大学博士，淄博职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公共财政。 　　1974年，美国的A.奥肯出版了《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一书，开启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持续多年的理论之争。该书认为：⑴平等与效率必须兼顾；⑵“兼顾”的关键在于“度”：“真正的问题常在于程度，国家以什么代价用平等来交换效率。”也就是要恰到好处地增进平等，平等之所得应当和效率之所失相抵，保持社会效率总和不变；⑶多数收入不平等的根源是机会不均等：“大部分对不平等来源的关注反映出一种信念：源于机会不均等的经济不平等，比机会均等时出现的经济不平等，更加令人不能忍受。……不平等的机会、不平等的收入和非效率。”⑷社会应当采取协调平等和效率的政策措施。为此，奥肯提出了后来被称为“漏桶实验”①的理论，而将这一理论用于社会保障的财富分配就产生了一个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如何把握的问题。 　　一、社会保障与财富再分配 　　西方政府有关社会救助的法律应首推英国于1601年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此为近代社会保障的源起。1763年，瑞典也制定并颁布了类似的《济贫法》：“决定由政府征收济贫税，承担救济贫民的责任。”英国于1834年通过的《济贫改革法案》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同时强调具有劳动能力的个人要为自己的经济安全承担责任，首次体现了现代社会保障的特征——互济性和受益人的权利义务对等。 　　社会保障制度起源于欧洲，是与近代的工业革命、社会化大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当单个家庭的保障作用减弱，对社会和国家提供的保障要求渐次增强时，“工业发展造成的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以及工人运动的兴起，使统治者们认识到，工业化社会带来的老、伤、病、失业等新问题不可能继续通过传统的家庭纽带、教会、行会和慈善机构提供服务而得到妥善的解决。人们在面临着工业社会的风险，而社会服务机构还只停留在满足农业社会的社会需求上。”[1]（p12） 　　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主要以颁布《疾病社会保险法》、《老年和残障社会保险法》标志着人类进入了现代社会保障时期。俾斯麦以“铁与血”对抗任何外来干涉，为了国家利益敢于挑起对外战争，然而他愿意在国内事务中扮演怀柔悲悯的“慈父”角色；德皇也对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缩短劳动时间给予了足够的支持。威廉二世迫使俾斯麦让出首相一职，但延用了俾斯麦时期的社会保险法案，最终使得德意志民族源源不断地向企业提供合格、高效、守纪律的一代又一代产业工人：“在俾斯麦和威廉二世时期，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对提高德国企业的竞争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p364）但俾斯麦时期的德国《社会保险法》体现的不是劳动者的权利，而是统治者的威权。出于稳定政权的考虑，“俾斯麦首先是把社会保险看作是有力的社会和政治控制工具。他的设想是由国家出面，垄断社会保险，对社会实行严格的行政控制，同时扮演一个社会利益冲突的调节者的角色。”[3]（p53）在这里，“父爱主义”和“父权制”的宗主形象是俾斯麦愿意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潜在动力之一。 　　社会保障具有维护社会稳定、解决市场分配不平等、调节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功能。因此，这一制度被经济学家称为社会运行的“安全网”、“减压阀”和“稳定器”，而1935年作为应对当时经济危机而出台的《美国社会保障法》则成为现代国家的社会保障典范。 　　布坎南把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归咎于“大规模的制度性失败。”而正是在应对这个经济危机的转折时期，自由主义传统深厚的美国产生了社会保障法，用以应对经济危机、拯救濒于危殆的美国民众，重建对资本主义的信心。使每个公民有生活的安全感，使个人的生存权益得到保障：“要是你是个公民，你掉了下来，我们在下面有个网把你兜住：社会福利、食品补助、失业救济、社会保险”；[4]（p13）只有人民发自内心认同国家和政府为每个公民所做的一切，这个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硝烟的散去，“世界大战大大壮大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