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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信合作之鸩 土地是地方政府融资需求不断得以满足的一个根，只紧银根，不紧地根，地方政府总能通过土地融资。 　　音乐停了，舞还在跳，只是舞伴变了。 　　为了原来上马的项目资金链不断裂，地方政府正在饮鸩止渴，到处借钱。在银行渠道收紧对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后，政信合作正成为一条重要的融资渠道。 　　中国信托业协会8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信托资产规模达到9.45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融资的政信合作业务规模增至8041.88亿元。 　　这是在刀尖上跳舞，但物极必反，这场刀尖上的舞蹈正接近尾声。 不断变形的政信合作 　　“这些年，地方政府投资的盘子太大了，项目良莠不齐，很多项目如果后续资金跟不上就会烂尾，烂尾就会影响自己的业绩。就像击鼓传花一样为了不使项目砸在自己手里，很多地方政府很激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陈志勇对《南风窗》记者介绍。 　　其实早在2011年底，公开资料显示，地方政府很多项目就出现了资金链断裂的迹象。 　　地方政府项目资金链的紧张从上市公司的公告中可见一斑。由于揭阳市政府资金链紧张，粤水电2011年底终止了《揭阳市区市政工程BT项目》部分工程合同。到了今年，原来大拆大建的大同市也出现了烂尾工程，受大同地方政府资金链紧张影响，江河创建等公司项目被迫延期交工。 　　“我们小银行其实从2011年起就逐步压融资平台的贷款，2011年底，融资平台贷款基本压回，大银行那时未完全收回，但这几年也一直在压。”聊城齐鲁银行不愿具名的一位人士对记者表示。这也是部分地方政府项目停摆的原因所在。 　　而随着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压贷越来越严，这两年地方政府在四处找钱，为项目寻找接盘者，而且找钱的路数也在翻新。 　　这两年地方政府借助当地的上市公司进行大幅融资的例子并非少数。今年以来，已有云内动力、兄弟科技、浙江美大等近10家上市公司通过委托贷款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输血，一些上市公司甚至跨省区为地方融资平台提供资金。不仅如此，这几年很多县乡级地方政府还在向私人借钱，“气功大师”王林被曝曾放高利贷给地方政府。无独有偶，河北省滦平县曾以政府作为担保方、财政局作为借款方，向全县各机关“借款”5亿元，年利息开到了12%。而据记者了解，最近很多政府也在从私募借钱，融资成本高达9%～16%。 　　从这个角度看，政信合作只是地方政府借钱的一个渠道而已。但相对于上述其他渠道，政信合作最对政府胃口，因为可以一次融资几亿甚至几十亿。有信托业人士预计，如果没有政策限制，信托业一年可为地方融资平台提供2000亿～3000亿融资。这一数字还是相对保守的。2013年上半年，政信合作业务规模每个季度都增加了1500亿元左右，半年就新增了3026.37亿元。 　　“由于信托公司本身大都是国有，如果其本身规模也很大，再加上政信合作产品由政府财力或者信用担保，再加上有代表政府信用的银行渠道或者券商相配合，投资者之前还是比较认可。所以能吃下大项目。”全国地方金融论坛办公室主任汤东林对记者介绍。 　　上一次政信合作的热潮出现在2009年，在中央“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背景下，信托公司连接起银行和地方融资平台，以“银政信”模式大行其道，银行部分贷款通过信托公司这一通道规避了监管实现表外化，流向融资平台。这种监管套利行为让银监会颇动肝火，连续发文规范“银政信”模式。随后“银政信”模式逐渐沉寂。 　　2012年，随着银监会发文对平台贷“降旧控新”，地方政府钱袋子更加羞涩，政信合作变形后登场。只不过这一次合作模式比以前巧妙，是在围绕平台公司应收地方政府账款做文章，而以地方政府承诺安排财政还款为背书。 　　在2012年底“463号文”出台后，政信合作进一步变形升级。业内人士透露，如果一家平台公司被列入了监管名单，这个平台公司完全可以把自己对政府的应收账款转入另一家不受监管的平台公司或者在原来的平台公司下新成立一家平台公司，进而绕开监管，发行政信合作产品。而原来的承诺函也正变为一些“私下协定”，比如财政资金确认函、对账函或者别的隐性担保形式。 　　政信合作的起起落落以及随着监管不断变形升级，是中国地方政府GDP崇拜之下融资路径左冲右突，按下葫芦浮起瓢的一个映射。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不断透支着自己的信用，并不断寻找新的投资者。据资料显示，目前一些地方正在成立兼具PE和信托属性的“基建投资基金”，可谓又在推陈出新。而土地是地方政府融资需求不断得以满足的一个根，只紧银根，不紧地根，地方政府总能通过土地融资。纵观政信合作的信托项目，总能找到土地抵押的影子。 越穷越敢借 　　虽然或直接或间接地有地方政府担保，但是政信合作融资的成本还是明显高于银行贷款和城投债。目前基建信托的预期年化收益率多在10%左右，再加上管理费、渠道费用等，融资总成本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