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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记《大公报》群英荟萃的盛景 　　【摘 要】见证了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百年《大公报》，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为之骄傲和自豪。关于这位中国新闻界的老寿星，我们有太多的感慨。然而，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是1926年新记《大公报》开辟出的群英荟萃之盛景。那一段时光，是《大公报》人才辈出、熠熠生辉的时光。本文从重视人才、挑选人才、培养人才和留住人才四个方面，对新记《大公报》群英荟萃的局面略作探讨。 　　【关键词】《大公报》 人才 群英荟萃 　　创刊于1902年6月17日的《大公报》，至今已有111年的历史。作为中国新闻史和全球华文传媒史上唯一拥有百岁高龄的报纸，《大公报》不负众望地见证了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沧海桑田。对于密苏里最佳新闻服务荣誉奖章，《大公报》当之无愧！周恩来曾在评价《大公报》的历史贡献时，提出了三点肯定：其一，“她是爱国的”；其二，“她是坚持抗日的”；其三，“培养了很多人才”。 　　据统计，“近代以来，中国涌现过数以千计的著名新闻工作者，有幸作为人物词条入选这部国家级百科全书的只有108人，《大公报》竟占了其中的九分之一”。①《大公报》与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范长江等12位“大公报人”皆被1991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设立为专门的词条。 　　毋庸置疑，“《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群英荟萃的一家报纸。她不仅集聚了一大批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也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杰出的新闻工作人员”。②那么，对于今天我国的报业集团来说，当年新记《大公报》的人才培养之道能否给予我们一些思考呢？笔者对此略作探讨。 　　一、重视人才的传统之道 　　从英敛之创办《大公报》，到王郅隆接办《大公报》，再到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的新记公司成立，《大公报》迎来了它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三个时期，不论负责人是谁，一脉相承的都是重视人才的经营战略。 　　英敛之筹办《大公报》之初，首要举措便是组好人才班子。他曾多次南下上海，寻求意中人才做主笔，好不容易相中了曾任《时务报》和《昌言报》主持人的汪康年，却因二者商谈失败，无疾而终。不甘心的英敛之又再次两赴上海，意欲找到一个像汪康年一样有知名度，有办报经验的才子，担任《大公报》的主笔。然而，最后招来的主笔们都不能使英敛之满意。无可奈何之下，“在民国之前十年间，《大公报》实际上的总主笔就是英敛之本人”③。虽然千里难求一主笔，但是英敛之并不轻言放弃寻求人才，重视人才之道可见一斑。 　　而到了王郅隆掌门的时期，《大公报》似乎陷入了低谷。就在这“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漫长过程中，王郅隆出人意料地抓住了令之后的《大公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胡政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胡政之是个新闻事业的全才。曾经是胡政之部署的老报人徐铸成说：“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文、武、昆、乱不档’。”可见，被视为《大公报》最平庸的一段的王郅隆时期，重视人才之道也是不可或缺的。 　　紧接着，作为涅槃后的新生，新记《大公报》在吴鼎昌、张季鸾和胡政之的精心打理之下，熠熠生辉，人才辈出。吴鼎昌出资，使得坚守“四不”方针的《大公报》独立自主办报，为《大公报》的新闻工作人员提供一个自由、民主、稳定的办报空间。张季鸾著论，奠定了《大公报》的政治立场，积极引荐了许多论政人才。胡政之治报，将刚性的制度规则与柔性的人文关怀相结合，培养了人才，留住了人才。在笔者看来，重视人才的传统之道在这一时期算是达到了顶峰。 　　联系今天的报业集团现实来看，各大报社对于人才也都是如饥似渴，重视人才的传统之道流传至今。然而，如何重视人才，培养人才却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各路英雄齐荟萃 　　《大公报》群英荟萃的局面，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依靠的是从同行中延揽人才，从办报中吸纳良才，从学生中挑选可造之才。正是这“三才”，使得各路英雄齐荟萃于新记公司。 　　首先，是同行延揽。“原任天津《庸报》总编辑的张琴南，原任北平《晨报》编辑的许君远，原任法国哈瓦斯通讯社记者的费彝民，原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教的蒋荫恩，以及原任北大主教的张佛泉”④等人都是被延揽进《大公报》，后成为《大公报》的骨干力量。 　　其次，是吸纳良才。出身于茶叶铺学徒的王芸生，没有多高的学历，自学成才。1929年，他写文章与《大公报》辩论，引起了张季鸾的注意，并写信求职自荐，“张季鸾亲自到王的住地方，接他进了报社。”⑤而徐盈和杜文思则是从投稿者中被发现的。 　　最后，是挑选学生可造之才。从学生中挑选可造之才，正是培养新秀的起点。当时还是北京大学学生的范长江，因为常有文章见于平津之报，便得到了胡政之的青睐。胡政之准予他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前往西北进行采访，并提供资助。此外，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招考练习生，也是《大公报》葆有生机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