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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防止利益冲突与党的建设 　　在反腐倡廉建设上，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重申要“防止利益冲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对此，本文试图对其中某些问题加以思考，旨在加强党的建设，防止利益冲突。 　　一、明确利益冲突主体 　　利益冲突作为一个廉政概念，说的是同一个利益主体的不同身份所引发的可能的或现实的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对立的境况与行为。这里的“公其利益”指全体社会成员为实现个体利益所必需的社会秩序，其实现形式包括国家制度和国家权力。这里的“同一个利益主体”的“不同身份”是指公职人员的公职身份与个人身份的“不同”，这里的“利益冲突”是指公职身份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个人身份所带来的自身利益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只要掌握一定的公共权力（个体的公职身份、群体的公权部门、整体的执政党），只要存在着其相对于公共利益的自身利益（个体的私人利益、群体的部门利益、整体的政党利益），就都有可能成为这种冲突主体。换言之，只要公共权力行使者所从事的公务活动与自身利益有可能的或现实的关联时。利益冲突就产生了，但利益冲突并不等于腐败，不能有效防止利益冲突才可能导致腐败。 　　对党员干部个体存在利益冲突问题无需赘言，人们是能够形成共识的。这里强调的是，在中国作为执政党的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政府部门或行政部门群体也会成为利益冲突主体。应当说，我国还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表现为“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在这种情形下，党政部门对社会经济生活有着强大的干预力量，很容易形成以组织为基础的部门利益。各级党组织拥有的自身正当的基本利益是维持其生存和运作的必要条件，但如果党政部门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超过甚至数倍于公其利益，就会与其行使公共权力的角色背道而驰，利益冲突也就不可避免。还要看到。这种群体利益冲突主体往往披着合法的外衣，打着维护公共利益的旗号，实则为“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故克服起来也会有很大的难度。不管怎么说，评判是否存在这类利益冲突主体的基本标准是有的，那就是看追求的是公共利益最大化，还是组织利益最大化。 　　这里还要强调的是，要自觉地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整体也作为可能的利益冲突主体加以思考。因为这种利益冲突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如2012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感叹：“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真是治国之败笔。”这里的“治国”，就涉及从执政党建设的整体或全局思考利益冲突问题。又如据中央纪委宣教室组织编写的《反腐倡廉学习读本》介绍：“仅2006年，公务用车的财政支出4000多亿元，出国（境）培训的财政支出3000多亿元。公款吃喝的财政支出也超过了3000亿元。这三项财政支出占行政支出的总数的40%。”（中央纪委宣教室组织编写：《反腐倡康学习读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148页）毫无疑问，这里“大吃大喝”或“三公消费”的皆是民脂民膏，其所作所为是利益冲突的典型表现，不同的是这种利益冲突决非某些党员领导干部个体、某些党组织群体的问题，而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加以解决的、带有普遍性的利益冲突问题。对此，决不可等闲视之，要切记苏联共产党的前车之鉴！ 　　总之，之所以要首先明确利益冲突主体问题，是要表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利益冲突的考验。党章规定我们“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然而，要把这些“应然”的规定变成“实然”的状态，还需要全党上下的不断努力，而决不能对我们党执政过程的利益冲突视而不见，况且一个政党过去纯洁不等于现在纯洁，现在纯洁不等于永远纯洁。 　　二、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在谈到防止利益冲突的思路对策时，往往首先强调要“加强对防止利益冲突的学习宣传教育”，特别是要加强广大党员千部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的学习。学习这些制度规范是必要的，但这里有个理论的彻底性问题，即如果所学习贯彻的这些文件本身就漏洞百出，其效果自然就要缩水。如果说前面的“明确利益冲突主体”是从大处着眼的话，那么这里的“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就是从小处着手，而且越具体就越深入，故这里仅以《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廉政准则》）第一条“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前三项为文本，探讨“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问题。 　　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利益，大体涉及两方面的对象：一方面是与其“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对象；另一方面是与其“行使职权”没有直接关系的对象。对于前一种对象，《廉政准则》第一条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