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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龙囤：文明碎片闪烁灿烂星光 　　2012年4月23日至2013年1月22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汇川区文体广电局，对海龙囤展开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取得重要收获。2013年4月9日，海龙囤遗址荣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成为贵州继盘县大洞（1993）、赫章可乐（2001）、威宁中水（2005）之后，再度获此殊荣的重大考古发现。此前，海龙囤2012年度的发掘还曾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评选的年度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连续获奖，充分表明学界对海龙囤重要价值和意义的广泛认同，有力推进了海龙囤正在开展的“申遗”工作。 　　海龙囤的发掘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这是作为项目领队的我在发掘期间常常被媒体追问及的。对习惯从细微之处盲人摸象般观察历史的考古者而言，这不是一个易于回答的问题，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人生而有涯，总该使生命在有意义的志业中完成，而非在无聊中消亡。对意义和价值的不断追问，能唤起我们激昂的心。在海龙囤，对意义的追寻，是从废墟中开始的。 　　西南山地生态文化的杰出典范 　　海龙囤是中国西南山地生态文化的杰出典范。山是西南大地的统治者，而人是山的征服者，这里的人们从来与山相伴，这里的文化因此有着山骨的印记。从山腰的洞穴，到险峻的山巅，都留下征服者的足迹。至迟从距今30万年以降，连绵不绝。最新的文物普查表明，贵州有被称作“囤”、“屯”或“营盘”的遗迹近千处，是名副其实的“千屯之省”。其中，海龙囤是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也最为完整的古囤。 　　囤上所有的关隘、台基和踏道都是用加工规整的大石营建而成的，石之大者，重达数吨。如今石砌的雄关、古墙仍傲然屹立，残缺而美丽。这些坚固的石头，经历战火和岁月的洗礼，穿越时空传递着别样的讯息。没有人统计过她一共耗费了多少石材，只知其数颇巨。观者常常望石兴叹，追问石之来路及其被垒砌在十余米高空的技艺。或因难以想象，遂有美丽传说。传说杨应龙有一条赶山鞭，常在鸡不鸣犬不吠时赶石上山，石如猪奔，雄关遂成。调查表明，所有石材均就近开采，并以人工搬移、垒砌，而非出自神力，它们凝聚着山地人民的智慧和汗水。 　　山的险峻，供给的近便以及取材之利，均应是海龙囤选址的重要条件。如今，借助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从遵义老城至海龙囤下，仅需半小时时间。停车再步行约半小时，即可抵达囤巅。遥想当年，奉命行事的选址者逆水而来，筚路蓝缕，该是怎样的艰辛？而当其在万山丛中与龙岩山猛然邂逅，再以职业的眼光反复打量这雄奇的山峰时，心头该是怎样的兴奋？三面环水，一面衔山的海龙囤，被群山簇拥，当地导游形象地将之描述为一朵莲花，群山为瓣，龙岩为蕊。我曾在一个月夜里，在飞龙关内听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聊海龙囤的风水。他说关隘上的每道门，都与远处的一座主峰相互呼应，形成四面来朝之势，仅此一端即可窥见海龙囤所蕴藏的深厚风水理念。经其指引，我们察看了飞龙、朝天诸关，确有此象，像西南山地的坟丘多有向山一般。我知道黔北的宋墓是讲求风水的，但居址如何却所知甚少，不敢骤断。风水是否也在海龙囤当初选址者的考量范畴，从学理的层面还需慎重考察，但在感情上，我愿意相信这是山地生态文化的必然选择。 　　中央与地方的互动 　　海龙囤是中央与地方互动，家与国关系转换的重要场域。 　　海龙囤是在1257年蒙军从云南逼近，播州告急的形势下，由南宋朝廷派出钦差，拨给银两并征调人力，与播州杨氏一道营建而成的。因此，她一出现，便代表着国家的意志，是一种国家行为。只是，这里自始至终都未成为抗蒙的前线，却在343年后成为杨氏土司对抗明朝廷的主战场。“抗蒙”与“平播”均是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海龙囤因此成为这两桩历史事件的直接或间接发生地。同样是由播州人营建的重庆钓鱼城，却“折断了上帝的鞭子”，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平播之役”，是万历一朝的三大战役之一，数十万人参战，造成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一方面，统治播州755年的杨氏土司被剿灭，结束了其长期在中国西南以国为家的历史，改变了贵州版图的结构，加速了国家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战争的消耗也加速了已经摇摇欲坠的明王朝覆灭的步伐，44年后，统治中国276年的朱氏拱手让出天下。谁又曾想到，偏处西南一隅万山丛中的小小一囤，竟与几个朝代的更迭和一个家族的兴衰有着如此不可割舍的关联。 　　既是国家意志的产物，海龙囤就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宋廷筑城理念。庆历四年（1044）奉敕编纂的《武经总要》，向被视为宋代筑城的指导性典籍。《武经总要·守城》：“加之得太山之下，广川之上，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沟防省，因天财，就地利，土坚水流，险阻可侍，兼此刑势，守则有余。”海龙囤筑于两溪交汇处的龙岩山巅，正合此守城之道，且它完全符合城池的结构，而与纯粹的军事城堡似还有一些区别。同书又记：“门外筑瓮城，城外凿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