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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促进体育发展的正能量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哈萨克斯坦运动员祖尔菲亚获得女子举重53公斤级冠军，但赛后全世界的媒体意外发现这个奥运冠军竟然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姑娘。于是，一场围绕着“祖尔菲亚前世今生”的舆论监督风暴席卷国内媒体——作为湖南姑娘，她是如何成为哈萨克斯坦人？作为女子举重项目的霸主，中国队缘何没有在这一级别派出实力最强的运动员与之抗衡？奥运会后，她为何又悄悄返回湖南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身份证？现在的她，还能参加2013年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吗？ 　　一枚离奇的奥运金牌让祖尔菲亚成了这场风暴的暴风眼。而在这一事件中，体育新闻媒体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这一重要功能，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被清晰准确地展现在受众面前，其过程也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小的推动作用。 　　起步晚 见效快 　　何为新闻舆论监督？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闻舆论监督理论与实践》一书对其定义为：“新闻舆论监督是新闻机构通过某种载体，监视社会上不当作为和不良现象，披露并督促其朝好的方向变化的行为。新闻舆论监督作为我国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利的重要途径，也是党和人民赋予新闻媒体的一项重要功能。” 　　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舆论监督”首次被以文件的形式正式确认。此后，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均出现这一概念。十三大报告指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强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因此，自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闻舆论监督一般都会被称之为“批评报道”。 　　在“批评报道”这一方面，体育新闻起步较晚，体育圈内公认的第一例“体育新闻批评报道”发生于1998年3月22日，时任广州松日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利彪在一场甲A联赛赛后，向四家媒体透露“当值主裁判陆俊收受贿赂20万元人民币”。结果除了《羊城体育报》进行了报道之外，剩余三家媒体因各种原因均未刊发，最终陆俊与《羊城体育报》对簿公堂并胜诉，判决后者赔偿陆俊各种费用共计10.2832万元人民币。虽然这一案例最终以新闻媒体“赔了夫人又折兵”告终，但它对中国体育新闻舆论监督的兴起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此后的采访中，媒体记者吸取教训，一方面对被采访者提供的内容予以深入核实，辨别其可信度，另一方面各种录音、录像设备被广泛采用，进而提升了体育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历经十余年的发展，体育新闻舆论监督在2008年攀上了高峰。这一年，在全国体育新闻媒体的共同努力下，“足球扫黑”行动全面展开。体育新闻舆论监督是揭露足坛黑幕，促进足球反腐倡廉、健康有序发展的有力武器，它的直接社会效果是唤起社会关注。中国足球“反赌风暴”是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达到较好效果的一个范例。多年来，中国足球反赌一直是社会敏感话题，群众对此的反应比较强烈，往往一触即发，产生共鸣，经过新闻媒体迅速传开，从而形成自觉的有能量的舆论监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在体育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正确导向下，中央领导频频关注中国足球问题，最终由公安部牵头进行的足坛“反赌风暴”席卷全国。 　　重事实 探真相 　　体育新闻舆论监督，不仅具有舆论监督的批评报道功能，还要具备还原事实真相、探究内在原因的客观报道功能。比如，一名驾驶员酒驾肇事逃逸，一般的舆论监督可以通过事实直接下结论，把矛头直指这名驾驶员，但如果是一名运动员或一支运动员在比赛中失败，体育新闻舆论监督就不能单纯地指责运动员，必须查找和探究失败背后的真相和原因。 　　回到祖尔菲亚事件，如果她不是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从中国举重“自留地”里抢下金牌，或许我们永远不会记得这位原名“赵常玲”的湘妹子。自从女子举重项目进入奥运会以来，中国队在三届奥运会上12人参赛获得11枚金牌一枚银牌，超强实力比起乒乓球、跳水等项目有过之而无不及。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关于中国女子举重队如何派遣运动员参赛颇为引人关注，获得全国锦标赛暨奥运会选拔赛女子53公斤级冠军的纪静无缘伦敦，取而代之的是17岁小将周俊，结果在奥运赛场上，周俊三次试举失败，创造了中国女子举重运动员最惨痛失败，而哈萨克斯坦运动员祖尔菲亚最终问鼎。 　　对于这一事件，不少受众甚至媒体记者在得知结果的一瞬间便为祖尔菲亚扣上了“叛国”、“吃里扒外”、“卖主求荣”等帽子，欲将其变成反面典型。运动员本人是无辜的，祖尔菲亚能够在奥运赛场上展现出自己的实力，对她本人来讲是不该受到指责的，不能以“中国人加盟其他国家队伍来争抢中国的金牌”为出发点，更不能按照“曝光、揭露”等批评报道的模式进行操作。作为媒体从业者，起着传播渠道和舆论导向的作用，拥有覆盖面大、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可信度高、社会反响强烈等优势，这些因素足以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