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110年：先人的种子.docVIP

西泠印社110年：先人的种子 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在研讨印学。左起：俞人萃、葛昌楹、丁仁、王禔、高野侯、高络园 永久之地 　　1946年，丁裕年曾经在西泠印社孤山社址小住。他是印社创始人丁仁的孙子。位于杭州田家园的丁家祖宅毁于日军占用期间一次因烤火取暖引发的意外火灾。丁裕年和父亲从福建返回杭州无处居住，于是征得祖父的同意，搬来了这里。这对于丁裕年来讲是段终身难以忘怀的快乐时光。日后他回忆道：“我常在园子里跑来跑去。山顶的四照阁视野最佳，一边能看到苏堤，一边能看到西湖博览会纪念塔，远一些的三潭印月天气好时也能望见。有些景致现在已经消失不见，比如像池塘边栽种的红梅和较为罕见的绿梅。园子里有寥寥几个游人，是为了静心而来的。在四照阁的小卖部点一壶茶水，肚饿的时候再来一碗藕粉，便可在园子的长椅上消磨一天。” 　　1933年，西泠印社成员在孤山举行了印社成立30年的纪念活动。按照每10年举行一次社员纪念集会的惯例，下一次的活动应该在1943年。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8·13”淞沪会战之后杭州沦陷，不仅是纪念活动，印社每年春秋两次的雅集也随之取消。直到1947年，星散在各处的社员才重新聚首在孤山，补行印社创立40周年的纪念。战争年代，西湖边的文物古迹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相隔不远的岳王庙一度成为日军的驻地，战争结束后政府出资修建被毁坏的房屋和围墙便花去了1亿旧币。然而相聚在这片孤山南麓的园林，社员们却惊喜地发现社址轮廓基本无恙，只是梅树年年寂寞地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在等待着主人的归来。 1979 年，印社75 周年大庆期间，社员在柏堂内研讨印学。左起：唐云、沙孟海、方去疾、叶潞渊、江成之 　　这次的奇迹要感谢一个叫叶秋生的人。他和父亲叶六九、兄弟叶德生等父子孙三代共19个人，从西泠印社创社之始就居住在孤山，靠卖茶叶土产、碑帖书籍和印泥维持生计，同时也尽看守人之责。战争期间，他们把能动的古物埋入地下，显眼的匾额招牌取下藏起，又用枯枝把两面进山的道路封掉，伪装成荒山秃岭，以不引人注意。游人没了，山上的小本生意做不下去，三位避居上海的创始人（吴隐已于1922年去世）丁仁、王禔和叶铭就每月凑齐生活费托人带到杭州。终于到了1947年，印社又恢复了正常的活动。 　　这不是印社第一次面临劫难，也不是最后一次。在此之前的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政权交替，民国政府要收回原属清政府的土地公产，其中有蒋公祠所在地--这是印社创始人丁仁的祖辈捐资修建的祠堂，为了纪念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收复杭州有功的将领蒋果敏。丁仁在蒋公祠的人倚楼和朋友切磋交流篆刻之道，也是在这里诞生了建立印社的想法。为了保住它继续成为印社活动的地点，印社成员将刚刚去世的孙中山秘书、南京总统印铸局局长底奇峰的画像供奉起来，将蒋公祠改成祭拜新生政权功臣的专祠。杭州地方当局回复：西泠印社“于研求美术之中”蕴含着“敬礼先贤之意”，令人感佩。于是有惊无险，印社保住了这个大本营。到了1927年，蒋介石迁都南京，宋美龄来到杭州，想把西泠印社划入中山公园。当时的西泠印社也是西湖博览会展厅的一部分。在博览会结束后，几位创始人想出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挂出一块“古物保管委员会浙江省分会”的牌子，又使印社继续存在。解放之后，最大的一次劫难要属“文化大革命”期间。眼看社址上的文物要成为“破四旧”的对象，社员们自发取下楹联藏入房间锁好，将和好的泥灰覆盖住无法移动的摩崖石刻，又四处贴满当年流行的标语大字报。西泠印社作为一处公园仍然对外开放。至今在和西泠印社相关的老照片中，还可以看到别着毛主席像章的激进的年轻人在假山前的合影。他们大概没有深究这片园林到底意味着怎样一部历史。 　　“不论风云怎样变化，西泠印社都存在着，这是因为它的创始人具有远见，让孤山南麓这块地成为它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不同的时期，它有不同的色彩，就好像一种保护色。”西泠印社社委会文物管理处处长王佩智这样告诉本刊。“西泠印社是印学研究的第一个社团，但之后又相继出现了东池印社、中国印学社、乐石社、龙渊印社等等，它们逐渐都停止了活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缺乏一个固定的聚集场所。” 20 世纪20 年代杭州二我轩照相馆摄西泠印社旧景 　　“西泠”又名西林、西陵，位于孤山的西北角。原本为西湖岛屿的孤山，靠一座西泠桥与北山陆地接壤。“西泠”指的就是这方数弓之地，取名“西泠印社”是“人以印集，社以地名”的结果。如今看来，西泠印社是一处错落有致、布局精巧的园林，仿佛是设计师苦心孤诣的结果。实际上回顾整个园林建造的过程，它却是一件“拼盘”式的组合作品。印社1904年成立，最初只是丁仁捐出了蒋公祠旁边的土地，建造一座仰贤亭，用来供奉已故的印坛先贤。1912年，也许是从土地差点被收回的事情中汲取了教训，社员们相继集资兴建了心心室、石交亭、宝印山房、福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