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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期文学翻译的抵抗 　　如今，文学翻译作为一个话题，常被人们说到的是译本的好坏、稿酬的高低，讨论通常和译本有关，这都是一些比较安全的话题。这也是文明的进步。翻译过去是闹出过人命的。最为著名的例子，是英文《圣经》的翻译者威廉·田代尔（William Tyndale）。 田代尔就学于牛津、剑桥，学识渊博。他曾在英国贵族约翰·沃尔什（John Walsh）家当孩子的家庭教师，位卑而志大，曾对一位前来做客的神甫说道：“如蒙上帝眷顾，多活几年，我要让扶着犁的男孩，都比您更懂《圣经》。”当时天主教不允许翻译《圣经》。田代尔只得跑到欧洲大陆，在那里翻译，然后偷运回英国。英国教士阶层十分愤怒，买下他翻译的《圣经》当众焚烧。 冒着这么大风险去翻译《圣经》的人，一定是不愿苟且的极端理想主义者。田代尔遭遇重重困难时，有“爱美人不爱江山”之称的英王亨利八世，因和皇后凯瑟琳离婚，与教廷闹翻。他曾考虑以国王名义，把田代尔招到身边当御用学者。田代尔没有同意，说要等《圣经》翻译合法化之后才会回去。田代尔后来被所谓的朋友告发，遭到逮捕。教廷以异端邪说的罪名将其治死，还把他的尸体绑上火刑柱焚烧。但他死后两年，英文译本获准在英国发行。田代尔的译本，也成为后来钦定版《圣经》的主要依据。 教廷为什么会因《圣经》翻译和一个学者过不去？这动机不难理解。如果每一个普通人都能看懂《圣经》，教廷的权威何在？《圣经》的翻译和平民化，为英国国教从天主教的分离创造了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而能挑战现状，另辟一方天地。 从古至今，翻译总是充满使命感的一种社会活动。 历史上翻译影响社会的事比比皆是，这种影响经常是摧枯拉朽，深及灵魂，让人开眼界之后换脑筋。人活在一种生活、一种文字里，思维形成定势，翻译则带来另一种文化下的革新观念，甚至是全新思维模式，让人惊醒，脱离思维窠臼，发现新的思考与表述的可能。思维一旦改变，就难以复原。 威廉·田代尔 马萨诸塞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玛丽亚·铁木志科（Maria Tymoczko）对翻译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有诸多研究，她曾著有《翻译和权力》（Translation and Power）、《后殖民写作与翻译》（Post-colonial writing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等著作，以及《翻译和政治参与》（Translation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等文章。她还曾为《马萨诸塞评论》约了一些作者，专门讨论翻译与社会变革。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翻译：伦理、意识形态和行动》（Translation， resistance， activism. Univ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0）出版。这本书说到了各地翻译带来的社会变化。如拉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和翻译的渊源，《圣经》翻译和亚马逊华欧拉尼族土著的驯化，蒙泰·罗洛巴托（Monteiro Lobato）的翻译和巴西的现代化等。 书中肯特州立大学教授布莱恩·詹姆斯·贝尔（Brian James Baer）的文章《文学翻译和苏联知识阶层的建构》，读来让人很受启发。 我们不妨以此文所描述的苏联文学翻译为例，看文学翻译如何展开社会参与。 威廉·田代尔被处死时的场景 贝尔文中说苏联因为疆域广阔，境内有很多种语言，所以苏联的翻译有两种。一种是宣传翻译、爱国翻译，在苏联国土内的各种语言中转换，以示全国人民大团结。这种翻译虽然有其促进沟通的作用，但也有一些，在现代化和一体化的名义下，消灭了当地的文化，让文化的多元性受到了打击。 而另外一种翻译，则是比较纯粹的“艺术翻译”，亦即文学翻译，这是从欧洲大陆等地介绍文学作品到苏联。这种译介未必都能出版，所以也称“抽屉翻译”。苏联长期文化政治化，而芭蕾、象棋和文学翻译这些艺术，稍微“中立”一些，也就发展得比较好，这也是苏联这些领域人才辈出的一大原因。 但是风险依然存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俄罗斯诗歌翻译大师集》序言中称，“在原文写作中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俄国诗人们……用歌德、莎士比亚、奥尔别利阿尼（格鲁吉亚作家）、雨果的语言，向读者说话。”这种表达，导致苏联当局十分愤怒，下令删除这句话，改写相关段落。书当时已经印出，这么做，导致出版商损失惨重。 这个事件如一个注脚，说明苏联文学翻译和当局之间存在较量。在苏联崇尚集体英雄主义和社会现实主义的氛围之下，要从其他地方引进文学翻译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要引进与当时意识形态和审美趣味相左的“普世价值”和“世界文化”，与当时“乏闷、强调政治和阶级的官方文化”并存，甚至对其产生冲击。由于这种较劲和审美的差异，翻译文学在苏联比原创文学更受欢迎。有趣的是，同时期，这些“普世价值”在欧美面临解构和嘲讽。在苏联，却成了建构的、正面的力量。这种情形和当代中国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