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中国古代用人之道.docVIP

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中国古代用人之道 　　用人，是政治的核心问题。用什么样的人，怎样用人，事关政权性质、吏制结构以及民心向背，是政治兴衰的晴雨表，也是政权存废的生命线。中国古代的用人思想和制度在两千多年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智慧和经验，毛泽东曾说“读懂历史，才能认清现实”，探求古代用人之道，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对今天的政治实践不无裨益。 　　识人用人，公允的标准是要德才兼备。管仲就提出选人才，一定要审查三个问题：“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这三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让品德高尚的人处低位，就是人才的浪费；让品德低下的人处高位，会产生错误的用人导向；无功劳者享受厚禄，有功劳的人就得不到激励；无才能的人任事，有才能的人就会被埋没。 　　用德才兼备的人是最佳的用人状态，但现实生活中，德才往往难以兼得。司马光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与才之间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才有余而德不足的小人，在危难时，必然祸乱朝政。齐桓公本是一代雄杰，在贤相管仲和鲍叔牙的辅佐下，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而至晚年则意志衰退，宠妾用奸，好色起佞。管仲病危时，桓公曾问之：“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没有正面回答。桓公问易牙怎么样。管仲说：“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人情莫过于爱子之情，易牙杀儿子做肉羹以取宠，这种人是靠不住的。桓公又问开方如何。管仲说：“背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人情莫大于父母之情，开方以卫国公子的身份来齐国，父母过世也不回国奔丧，这人是不忠诚的。桓公再问竖刁怎么样。管仲说：“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人情莫过于爱己之情，竖刁自阉以求宠，这种人并不是出自忠心。管仲对这三位近臣作了揭露，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近人情，而是另有所图，不可委以重任。权力者身边往往聚集着各种不同心思的人，要保持清醒和警惕，人之爱憎情感必有度，对那些能超出人之常情巴结奉迎你的人要倍加小心，这些人往往心怀叵测，“预先取之，必先予之”，给你的越多，从你那索取的也越多，甚至更多。公元前643年，桓公一病不起，易牙、竖刁遂趁机发动宫廷政变，把桓公囚于宫中，最终被饿死。易牙、竖刁秘不发丧，桓公的尸体一直在床上放了67天，无人理睬，尸蛆爬出宫门之外。“易涨易落三江水，易反易复小人心”，用人不当，祸蒙不测。 　　但是，也有人不这样看。被称为“乱世枭雄，治世贤臣”的曹操就另有一套用人标准——取人以才。曹操一生中曾经多次下令，公开向天下求贤。他针对东汉选官的积弊以无畏的胆略，把“德行”“名”“门第”等迂腐无用的选才标准一扫而光，主张“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操一生求才若渴，即使在其晚年，行将就木，仍然求才心切，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更明确指出：“韩信、陈平，负贪污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要求有司对那些“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对曹操的选人、用人标准，鲁迅曾评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不敢说的。”曹操正是按这个标准，罗致了许多出色的文臣武将，造就了当时最强大的人才阵容。陈琳原在袁绍手下任记室，写檄文骂曹操是“阉遗丑”。曹操打败袁绍得到了陈琳，曹操问道：“为什么骂我祖宗三代？”陈琳回答说，当时各为其主，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曹操不再追究，任命他为军谋祭酒，掌管文书事务。曹操进攻宛城时，张绣投降，但突然又反击曹操，大败曹军，曹操的亲兵都尉典韦战死，长子曹昂与侄子曹安民也死于混战中，曹操自己也中箭受伤，这是曹操战争史上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按常理说他与张绣势不两立，永无和解的可能了，但官渡之战曹操与袁绍对垒时，曹操又派人招纳张绣。张绣犹豫不决，谋士贾诩说：“有大志的人能够去掉私怨而著仁义于四海，曹操比袁绍有前途，可依靠。”张绣听了劝告，投降了曹操。曹操与张绣握手言欢，封张绣为扬武将军，贾诩为都亭侯，发誓不念旧恶。后来，曹操让儿子娶了张绣的女儿，两人结为儿女亲家。 　　除了品德和才能外，历史上有很多人是因为功劳而见用的——取人以功。汉武帝用人破除门第、资历等标准，不拘一格，能建功者就重用，大刀阔斧，破格用人。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的卫青、霍去病都出身卑微，却被委以重任。卫青是平阳公主家奴卫媪同小吏郑季的私生子，从小为人放牧，过着非人的生活。其妹卫子夫是平阳公主的歌女，为武帝所幸，于是卫青有机会接触武帝。武帝见卫青朴实、勇武，破格提拔，委以军权；后来，又决然立卫子夫为皇后，这都是前无先例之举。霍去病也是奴婢的私生子，武帝命他随卫青出击匈奴，首战有功，18岁即被封为冠军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