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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逼近质变时刻 　　在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职业农民”之后，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词换成了“家庭农场”与“资本下乡”。 　　凭借多年参与三农政策制订的经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徐小青坚信，中国农业质变的时刻就要到了。 　　仅2012年下半年，为了给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提供支持，徐小青曾到过上海、黑龙江、安徽等数个省市，调研家庭农场、合作社的发展情况。 　　徐小青所说的质变，指的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在他看来，最近三五年，中国就处于这种转变的关键时期。徐小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质变的判断，主要建立在对两大趋势的把握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高、农村空心化日益明显。 　　这两大趋势可以用两个数据来加以说明。2012年，全国范围内农业综合机械化率的水平已经达到55%，比起三十年前提高了一倍多，耕种同样面积的土地，需要的劳动力已经大大减少；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超过50%，在过去三十多年，差不多有2.5亿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市，村庄空心化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个别现象。 　　这实际上也给政府提出了两个难题：以后怎么种地？谁来种地？分散经营、靠天吃饭的传统耕作方式正在瓦解，但是规模化的现代农业又处于构建之中。在徐小青看来，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正是政府对症下药，催化农业变革。 土地流转提速 　　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地权”成为这一历史性文件的关键词，土地流转亦因此提速，农地规模经营渐成趋势。 　　安徽省农业委员会统计表明，2008年至2011年，该省土地流转每年以16%的平均速度增长，截至2012年初，全省已经有四分之一的耕地实现流转，规模经营主体也趋于多元化，从起步阶段规模经营以农户为主，逐步拓展到种田能手、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工商企业。在东北平原地区，规模经营推进的速度则更快，据黑龙江农业委员会的统计，2011年，该省将近三分之一的种植粮食的农地已经实现规模经营。 　　鉴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已经写入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未来国内大范围的农地集中趋势将不可避免的到来。 　　但是，农地集中，要到多大规模才算合理？ 　　西奥多·威廉·舒尔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代农业经济学的创始人，他在比较一些国家进行传统现代农业改造时发现，许多国家在尝试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公共计划，往往失败，犯的一个共同错误，都是决定建立大规模农业经营单位的政策。例如，受马克思大农场观念的影响，前苏联集体农庄、中国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这些集中经营招致大饥荒的事实，已揭示了此间的大风险。 　　《中国新闻周刊》在安徽凤阳小岗村采访时，当地一些村民介绍，过去，每户十来亩地，高低不平，大型农机根本进不来，农业生产全靠肩挑背驮，十分辛苦。农机的使用率是衡量一国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而耕地碎化的现象在中国很常见，特别是在南方丘陵地区，高低不一的地势、弯弯曲曲的田埂，几乎把现代科技拒之田外。 　　在中国很多农业专家和经济学家看来，生产对象是活的、具有生命的这一特征，也决定了流水线式的现代工业的操作方式，并不完全适用于农业。因此，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规模经营，其主体也被定位为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而后者往往也是由农民家庭联合组成。事实上，数年前，上海、湖北、安徽多地，都在试点家庭农场，也就是农户经营较大面积耕地，平时依靠家庭劳动，农忙时雇上一些帮手。 　　徐小青认为，各地情况不同，适度规模的度也不一样。在黑龙江的三江平原上，一家三四口人，在农机帮助下，耕种500亩地，基本没问题。但是，在上海，由于没有那么多的土地，一个农户家庭能及所及的范围多在100到150亩之间。徐小青介绍，家庭农场的模式多少也是受到美国农业的启发。政府希望培养农户，专事农业，采用现代科技、种植适度规模的耕地，并借此过上好生活。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大量农民无法从农场真正转移进城之前，我们应该保护小农户的利益，而不是支持鼓励土地向种田大户和家庭农场转移。 资本下乡双刃剑 　　随着土地流转提速，资本和科技也在加速注入农业。 　　2009年，国内最大的粮油企业中粮集团，开始在山东广饶尝试订单农业。 　　中粮集团的到来，为农民带来了新的品种和销售渠道。一开始，中粮集团免费为当地农户提供中粮6号的小麦种子，教授农民施肥打药，并高于市场价格收购。后来，看到品种好，卖价高，种的人越来越多。当地农户又开始组成合作社，机种机收，还建立了现代化的仓储设施。 　　中粮集团办公厅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粮在江苏、山东、河南、河北、内蒙等小麦主产区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