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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大论战中的中联部 　　2011年12月25日，是苏联解体20周年纪念日。2012年，中苏十年论战又被一些人反复谈起，意欲肯定这场论战。 　　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的这场论战，可说是发动“文革”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因为“左”的思想在对待国际和国内问题上，是互相影响的。 　　对于文革，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做出了全面否定的结论。而对“十年论战”，至今尚未有权威性的结论。 　　当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作为中央处理国际问题的职能部门，承担着同苏联共产党及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为大论战服务是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由于论战需要，我于1960年6月从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提前毕业，分配到中联部，参与了论战公开阶段的全过程。作为见证人，有必要把我的经历和思考记录下来。 1959 年4 月，邓小平、王稼祥（左一）和杨尚昆在首都机场迎候外宾。图/ 受访者提供 为论战提前毕业 　　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是中苏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6月24日至26日，利用罗马尼亚工人党召开代表大会之机，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和宣读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发起突然袭击，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则发表书面声明称：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有分歧的。 　　至此，始于1956年的中苏论战，从内部争议和影射攻击，逐步走向了公开争论。 　　这次会议也成了我命运的一个转折点。6月底的一天中午，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四年级的我，突然被系党总支书记找去谈话。这一年，学校从四年制改为五年制，没有毕业生。为了论战的需要，学德语的我，与学法语和西班牙语的两个同年级同学一起，被选入中联部，等不到7月份学期结束，就被要求立即去中联部报到。 　　现在想来，我之所以会被选中，可能因为我出生于工人家庭，中学就已入党，当时是班上的党支部书记。而且，我出生的上海有重视外语的传统，基础较好。 　　几天后，24岁的我带着简单的行李，叫了辆三轮车，去位于北京市复兴大路18号、木樨地桥附近的中联部报到。那一带非常荒凉，属于保密单位的中联部又没有挂牌（1971年耿飚任中联部部长后始挂牌），好不容易才找到地方。 　　神秘的中联部大院掩映在树丛中，分为东院和西院，东院由两栋办公楼和一栋部长楼（即“南小楼”）组成，西院包括一栋“工字楼”（外国党代表团驻地），也是部领导的住处，我们是进不去的。 　　我被分在中联部一处（即后来的苏联东欧局。当时部下属一级在政府系统称“司”，在党的系统称“处”），处长叶蠖生，著名历史学家，我在上海读中学时的历史课本就是他编写的。一处有30多个人，以学俄语的为主。 上世纪80 年代后期，邓小平会见外宾后同中联部领导以及工作人员合影。右三为中联部部长朱良，左一为本文作者，左四为中联部顾问张香山。图/ 受访者提供 　　我所在的德语组共4个人，我是最年轻的，因没有家累，扑在工作上的时间多，笔头又比较快，颇受叶蠖生重视。 　　我们的日常工作是看各种材料。材料来源有三：1.东德、西德的原文报刊；2.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3.各国使馆报送的材料。 　　当时，我们积累资料靠卡片，有一个大柜子专门存放这些卡片，分成一格一格的，像中药铺似的，上面分门别类贴着标签。 东欧四国党代会 　　中联部分管一处工作的是副部长伍修权。由于论战的紧张，伍修权几乎每天都来叶蠖生的办公室。他尊称其为“叶老”，有事总是自己登下属的门，材料搞好了再自己来拿。 　　当时，中联部主要的工作任务是：收集苏共及各党的动向和言论，提出政策性建议；参加中苏两党会谈和世界共产党国际会议，准备各种材料。 　　为配合中苏论战，中联部还有一个繁重任务：编写几套丛书。根据中央指示，中联部收集、编印了近千万字的资料，编辑成册的约400万字，共分三个方面：封面红字的为马恩列斯以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论述；“灰皮书”，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到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言论，包括伯恩斯坦、考茨基、赫鲁晓夫和铁托等人的言论；“白皮书”，有关帝国主义国家扩军备战和资本主义国家现状的资料。 　　1962年12月至1963年1月，东欧四国执政的共产党相继召开党代会，中共中央派出了由伍修权为团长的代表团。在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党代会期间，中共代表团与苏联东欧国家的代表团都发生了争论，因此，对于最后一国即东德的党代会，中联部做了更充分的准备。 　　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于1963年1月15日至21日召开。该党总书记乌布利希在总结报告中说，中共拒绝和平共处原则将导致战争，中印边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