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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泉州 　　“我国金融体制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需要进行一些突破，否则问题将会越来越多。全国到哪里去找泉州这么好的地方来进行金改呢？” 　　八百里之隔，冰火两重天。 　　同样是民营经济聚集地，浙江温州，金融风波仍在深度发酵，信用体系近乎土崩瓦解；福建泉州，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数据显示，截至8月31日，泉州市银行业小微企业贷款（含个人经营性贷款）余额为1507.12亿元，比年初增加177.86亿元，同比增长20.55%，高于各项贷款增速5.06个百分点。 　　这是泉州金融改革的新突破。2012年12月，经国务院正式批准，泉州成为继温州、珠三角之后第三个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而其最大特色，在于明确“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指向。 　　泉州主动请缨 　　泉州一向以“民办特区”著称。改革开放以来，全市民营经济总量年均递增30%以上。2012年，泉州拥有各类民营企业13万多家、亿元企业1500多家、中国驰名商标90多件，居全国地级市首位；拥有上市公司近80家，居全国地级市前列。 　　正是源于对实体经济的坚守，泉州工业经济连续20年领跑福建，形成了纺织服装、鞋业、石油化工等3个产值超千亿元产业集群，以及装备制造、建筑建材等两个产值超500亿元产业集群。 　　如此雄厚的家底，让泉州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风波等考验时，不仅岿然不倒，还在逆势增长。“是实业守住了泉州的稳固发展。”泉州市委书记黄少萍说。 　　毋庸讳言，尽管泉州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区域产业价值链，但绝大多数企业仍处于产业价值链的底端。在后危机时代，泉州民营经济开始遭遇诸多挑战，例如出口“天花板”、劳动力成本和融资成本高涨等。2012年，部分企业甚至出现了罕见的“订单荒”。 　　因此，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民企“二次创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相对有利的位置，已成为泉州的当务之急。 　　“转型单靠企业自身力量远远不够。要靠两大引擎：一是科技创新，一是金融支撑。”原泉州市委常委、副市长付朝阳如是判断。 　　实际上，“金融服务难”、“贷款难”问题，始终是困扰泉州实体经济发展绕不开的“路障”。2012年，泉州市地区生产总值占福建全省的24%，工业总产值则占全省的30%。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泉州体制内的金融供给相对不足。首先，融资渠道单一。2012年，泉州实体经济通过银行贷款融资占比约为87%，比福建平均水平低4个百分比。其次，信贷总量偏低。2012年，泉州实体经济从银行获得的各类贷款仅占福建省的16.6%。 　　但是，泉州并非资金缺乏之地。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大量存款贷不出去，存贷比仅40%，甚至更低，贷款总量却严格按规模管理，每年只允许递增若干个百分点。如果按统一的75%管理，可以迅速释放几百亿元流动资金。由此导致少量大企业、优质企业被银行追着放贷，而数量众多的中小微企业往往求贷无门。 　　统计显示，目前，在全市12.5万中小微企业中，与银行产生信贷关系的不足25%。无奈之下，更多的中小微企业，唯有依靠民间借贷。一些大企业则乘机成立投资公司，在实业不振的情况下，出现了“钱炒钱、钱生钱”的现象。 　　“这很值得我们反思。泉州这么好的条件，强大的实体经济，诚信的文化，巨大的需求空间，但还是有这么大的差距。这不说明我们的金融体制机制或者说体系有问题吗？”付朝阳一针见血地说。 　　在他看来，我国金融体制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需要进行一些突破，否则问题将会越来越多。“市场经济呼唤现代金融制度配套服务，这是一种必然。全国到哪里去找泉州这么好的地方来进行金改呢？” 　　2012年3月，在温州国家级金改试验区获批的同时，泉州也将金改方案上报到国务院。内蒙古鄂尔多斯、湖南长沙等地，都在摩拳擦掌。经过一番激烈角逐，泉州最终脱颖而出。 　　与温州赛跑 　　最近几年，地方金融改革风起云涌，侧重点也各有不同，比如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深圳前海探索粤港澳金融合作等。相比较而言，温州与泉州的金改方案相似度更高，更具有普适性。 　　温州金改的着力点，是将民间资本推向“阳光地带”。2011年下半年，温州在全民借贷歧路上越陷越深，最终爆发震惊全国的老板“跑路潮”。因此，打通8000亿元民间资本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血脉通道，成为温州金改当务之急。 　　回过头来看，温州的确下了很大功夫。比如建立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成立市金融监管局、金融仲裁庭、金融法庭等。不过，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温州金改，眼下正陷入“改皮不改骨”的负面评价中。 　　其实，包括吴敬琏在内的部分经济学家，一开始即对温州金改持谨慎态度。2012年5月，吴敬琏曾公开表达：“我不是很看好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这种试验当然有一定意义，但如同病人吃阿司匹林或抹万金油。” 　　果不其然，金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