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增长并未终结.docVIP

中国经济高增长并未终结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非常巨大，高增长不可能就此结束 　　自2009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遭遇到了短期瓶颈，经济增长因此而趋于下行。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瓶颈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投资回报率下降，遏制了投资的增长；第二，出口下降，导致总需求下降；第三，劳动成本持续提高，严重挤压企业利润，致使生产性资本流向虚拟的金融领域，而这极有可能转变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障碍。 　　面对经济增长减速，有一种观点正在迅速地被人们所接受，那就是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时代结束了，我们将进入一个低速增长的新时期，人们必须适应这样一种“新常态”，而不要刻意去追求不可企及的高增长。但是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它把短期问题与长期问题混为一谈了。 　　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从传统农耕经济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大致都会有长达上百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期，原因就在于经济增长处于转型期的国家都具有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它们分别是：来自于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巨大投资机会；以及通过对外贸易获得的“干中学”效应。中国从改革开放至今，转型发展不过才30多年，高增长不可能就此结束。 　　第一，中国农村还存在着数量极其可观的潜在劳动力，如果中国能够把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美国的水准，按照可耕地占世界可耕地的比重来算，中国只需要投入500万到800万农村劳动力就足够了，这样中国就有足足6亿人口需要进城，至少有2亿劳动人口可供城市工业部门雇佣。 　　第二，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农村人口占比高达50%以上，然而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农村人口占比一般都在2%左右，所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远未结束。 　　第三，中国的工业化正处在从简单加工制造向重化工发展阶段演进的关键时刻，工业化发展空间依然巨大。 　　第四，中国与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差距虽然有所缩小，但“干中学”的机会几乎遍及各个经济领域。 　　第五，资源约束可以通过进口和技术进步来加以突破，环境恶化可以通过治理来加以解决。当下发生的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根源在于“管而不治”，只要政府采取积极的态度加以治理，环境并不会构成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瓶颈。由上可见，维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非常巨大，怎么可能就此步入像“新常态”论所说的那种低速增长的阶段呢？ 　　中国也无法接受低速的经济增长 　　进一步而言，目前中国不仅没有进入所谓的“新常态”，而且也无法接受低速的经济增长，其理由可以概括如下：第一，从存量角度来看，中国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仍然极其巨大，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也处在历史高位。假如没有快速的经济增长，我们既不能解决就业问题，也无法让房价软着陆，从而对没有工作机会的贫困人口和已经拥有房产的居民来讲都会产生巨大的风险。 　　第二，从流量的角度来看，假如没有快速的经济增长，我们将不可能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根据国务院规划，在“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将新增就业4500万人，转移农业劳动力4000万人，这意味每年必须保持4%左右的新增就业率。如果按照新常态增长，以6.5-7%的实际增长减去4%的就业增长率，那么每年就仅有2.5-3%的净增长，按此增长率，中国已经就业的存量人口之收入要想在目标期内翻一番是不可能的。 　　第三，再从国际视角来看，尽管中国尚未开放资本项目，但经常项目和监管盲区下的资本跨境流动规模非常巨大。只要中国经济增长减速，那么原先进入中国套利套汇的短期资本就会迅速撤离，由此带来的流动性冲击极有可能触发中国的金融危机。 　　由上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两个基本结论：第一，中国仍有巨大潜力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第二，刻意降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带来灾难性结果。 　　中国并未迎来“刘易斯拐点” 　　为了能让中国重返经济快速增长之路，我们首先需要走出“新常态”论的理论误区。“新常态”论的主要理论依据有二：第一，从内部经济来讲，“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使得中国不再可能保持两位数以上的经济增长；第二，从外部经济来讲，中国出口市场的增长潜力已尽，中国不再可能以出口为引擎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于是，为应对“刘易斯拐点”和“出口拐点”到来所产生的冲击，主张结构调整和刺激内需的政策建议逐渐成为主流。所以，错不在政策本身，而是在于推导出以上政策建议的理论。 　　“刘易斯拐点”是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必定会发生的、经济增长的阶段更替。这种更替过程中会出现两个拐点：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工业部门全部吸收后出现的工资上涨的拐点；二是城乡完全一体化后出现的经济增长的拐点。在第一个拐点到来之前，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人口红利，在第二个拐点到来之前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工业化红利，如果同时对外开放，那么还将获得参与国际竞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