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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未成年人得不到传媒的保护？ 　　近年来，我国传媒侵犯未成年权益的事例迭出，2009年，我为此曾写过文章《我国传媒关于未成年人的报道严重违法》（《新闻记者》第5期），当时抽查了一份大众化报纸（读者群尚属精英类）连续6天的新闻，总共17篇关于未成年人的报道中有12篇涉及未成年人被遗弃、生病、受伤、犯罪等负面内容，未成年人形象中立的4篇，未成年人正面积极形象的仅1篇。 　　有不少新闻从业人员出于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关心，积极为他们提供帮助，从言论支持到实际援助。然而也正是在这个似乎很好的选题下，相当多的传媒经常随意公开未成年人各方面的隐私，意识不到自己做错了事；其中也不乏借用未成年人的各种非正常状态吸引公众眼球的炒作。 　　例如，北京某青年报2009年2月10日报道广东“自缢男童”来京治疗的新闻，同时刊登“自缢男童”的大幅照片。中央电视台的相关节目，镜头持续十几分钟对准这个发呆、多动的孩子。较远的事例，如2005年12月北京某大众化报纸关于艾滋遗孤小莉（化名）的报道，刊登她大幅脸部特写照片，并将她的真名、曾用名、因艾滋病逝世的父亲的照片和姓名全部登出，而且这是在违背此前约定（“不能用小莉的照片，不能用真名”）情况下做的。越真实，侵害程度越严重。 　　比较近的，如2012年5月底，北京某家大众化报纸刊登了两个整版、约二十多个怪病孩子的彩色照片，目的是关爱孩子，庆祝六一儿童节。但是，患“怪病”这一冠名本身，就会造成社会对他们的歧视。这个选题的策划者从好心出发，无形中侵犯了孩子们应该被保护的权益。 　　今年的，如2月4日北京某晚报发表一整版文章和三张照片，主题是“春归，送失足孩子回家”，三张图片均清晰呈现失足男孩的面容。文章的小标题依次是“犯罪经历”、“感化挽救”、“问题反思”。该文的记者和该版的编辑显然出于好意，向对这个孩子以适当救助，然而这一报道本身，如何让小当事人平静地回归社会？第一个小标题下的文字，详尽展示他的犯罪过程，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2011年8月全国人大公布了征求意见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该法律草案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显然，报纸的做法恰恰与法律精神背道而驰。 　　以上的问题，多数因为未成年人身上的异常情形，或出于爱心救助而发生了报道侵权的问题。若未成年人是犯罪嫌疑人，传媒报道中侵犯他们的隐私权、名誉权、肖像权等的事情更多，而且记者编辑还感觉理直气壮。 　　2011年，李双江的儿子李天一因滋事被治安拘留时，时年15岁，当时我国传媒报道此事时，有的还提到《未成年人保护法》，甚至还有传媒专门刊登了该法第五十八条，但是架不住舆论对这个名人后代的愤怒，最终所有传媒都完全公开了李天一的姓名、照片。为此，我写了《传媒公开未成年人的姓名和图像说明了什么》（2012年《记者摇篮》第2期）一文。2013年初，李天一再次犯事。2月22日，我国各种传媒均点名道姓地报道了歌唱演员李双江的儿子李天一因涉嫌轮奸女子被刑拘的消息。3月7日，又是全国各种传媒发布消息：李双江之子李天一涉嫌强奸罪，已被检察机关批捕。有的传媒在报道时，标题用大字显示，李双江之子“被确定为未成年人”，但是这句话的前面却是“李天一”的大名。除了香港有传媒指出这个问题外，大陆没有一家传媒想到要遵守《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李天一这次犯案时17岁，根据我国大陆的法律，仍属于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处在成长的过渡时期，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需要社会的关心和维护。我国2007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和1999年制定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五条有一段行文相同的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其中“网络”一词，在1999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没有，而是在2007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添加的，可见法律根据传播环境的变化，保护未成年人之严密。 　　以此条文比照我国传媒对这一案件的报道，不要说轮奸案的嫌疑人姓名，就是“李双江之子”一词，也是不可以用的，因为人们可以很快推断出这个未成年人嫌犯的真实姓名。然而，李氏父子的姓名在各种传媒形态上满天飞。传媒是我国形象的代表，但在这一案件报道上，庄严的法律形同虚设，“新闻法治”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这次李天一犯事比上次严重，我国的传媒没有一家顾及《未成年人保护法》不得在犯罪案件中公开未成年人资料的规定，从一开始便是“李双江之子李天一”如何，毫无违法的顾忌。不能不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国传媒的法治意识不是进步，而是退步了。 　　为什么这回传媒不再有所顾及法律的规定？在我国传媒管理党政化的体制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