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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富三代”到“穷一代” 　　1945年我出生时，祖父的纱厂资产在上海纺织业排名第五，绍兴路54号家宅前后花园加泳池，几十间房几十个佣人。祖父四房太太，十二个子女，就我一个长子长孙，货真价实的“富三代”。 　　一 　　汽车从大西路荣丰一厂（今延安西路华敏国际商厦和华敏世纪小区）出来，前面不远处马路中间堆了沙包，架起铁丝网，就是今天达华宾馆前面，几个头戴钢盔的士兵拦住我们，查过证件才放行……深深印在我脑中的这一幕，应该是1949年5月下旬，汤恩伯的国民党军已经陷于解放军陈毅、粟裕大军的包围。 　　祖父的工厂曾印制过国民党国旗党旗，因为两面的青天白日很难对准，有很多废品，就堆在家里楼梯后的杂物间，祖父叫佣人搬到花园里烧掉，炮声已经很近了。 　　5月25日，祖父在长乐路一个朋友家打牌。后来祖父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一整夜枪炮声不绝，我们的牌也一直打到三四点。乘汽车回家时，见马路两边睡满了进城的解放军，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纪律严明的军队，感觉中国有希望了。”这场惊天动地的牌局跨越了两个时代。 　　国民党的腐败，使蒋介石政权丧失了中国各阶层的支持。大学刚毕业、思想进步的姑母偷偷离家，北上参加r革命，在当年资产阶级青年中，这并非罕见。 　　二 　　上世纪50年代初，“三反五反”运动一浪接一浪，祖父十四个企业全部陷入困境。祖父的老朋友、金城银行经理殷纪常，经不住五天五夜的批斗，从金城大楼五楼跳下，在江西路上肝脑涂地。我家搬出了大宅，已去香港的上海商业银行经理陈光甫，把他愚园路1075号的花园洋房让我们住下，一年后又被迫迁出，甚至到了付不出电费被剪电线的局面。 　　1956年1月20日上海“全行业公私合营”。那些日子，上海到处锣鼓喧天、鞭炮不绝，父亲整天开会，母亲排练节目，迎接社会主义的到来。 　　似懂非懂的我兴奋地问妈妈：“这么快就进入社会主义啦？”到了这天，我一早就出门去看看向往已久的社会主义到底怎么样。 　　公私合营后开始发放定息，每年按企业核定资产的5%，分四季度发放了二年，即从1957年1月起，到1963年底。1963年夏毛主席说资本家很老实，为了团结统战，再加三年吧。到1966年夏，“文化革命”如火如荼，最后两季度定息停发。直到“文革”结束，落实政策，这最后两季定息才重新发出，但那时，创业一代的老资本家大多已离开了人世。 　　祖父每年可拿定息25万元，这在当时绝对是天文数字，当年一个大学毕业的技术员月薪不过45元。祖父以12万谈妥康平路一幢有游泳池的大花园洋房，刚要成交，那里改做了华东局医务中心。祖父又看中复兴路思南路口的一幢房子，也没买成，现在那里好像是文史馆，当时私人是不允许做交易的，最后祖父请章士钊疏通，买下了另两座洋房。 　　我进了康平路上的上海第五十四中学。那时的康平路还是一条没有人行道的土路，两边的梧桐在头顶相交，形成一条绿色的隧道，极其幽静。学校斜对面的70号就是荣毅仁家，隔壁是挪威领事馆和捷克领事馆，在三楼教室，可以远眺龙华宝塔，每天有两架飞机越过塔尖向龙华机场降落。吴兴路口还有一家农民，种着两亩菜田，用土厕的粪水浇菜时，粪肥味就会飘进我们的教室。 　　1959年，中共中央华东局搬到了高安路原上海手表厂，几年内上海市委陆续迁到康平路，好几个副市长就住在我家对面或附近。 　　学校所在的徐汇区，在上海属于经济条件最优越的地区，大多学生的家庭和其他地区尤其苏州河以北相比，天壤之别。在那个年代，大多数学生的衣着都是有“补丁”的，像我这样从来没穿过补丁衣服的，在当年是极少数。为了拉近距离，妈妈在我的新裤子膝盖上打了假补To虽然一双皮鞋不过十来元，但我平时只穿两三元的球鞋，也不是每个学生都穿得起，大多穿的是布鞋。 　　我是班上仅有的戴手表的两个学生之一，我每月十元零用钱只有两个用途，买书和看电影，我一书橱的连环画和中外小说叫同学们眼红，他们大多只在书摊上花两三分钱租书看。那时一碗，小馄饨才一角钱，四只生煎馒头两角，一支棒冰四分，小冰砖一角二，舍得花两角五买紫雪糕是十分奢侈的举动。电影票最贵两角五，影院有卖电影说明书一分钱，现在成了稀罕的收藏品。 　　中学生除每学期要到郊区人民公社劳动半个月外，每周还有一天到工厂劳动，自己带饭盒到厂里，由食堂蒸好后午餐。同学们大多只有青菜，我躲在一边才打开饭盒，因为里面总有两条香肠。 　　三 　　“大跃进”开始了，渐渐地就连我这样的富家子弟都有时感觉吃不饱，可见情况有多严重，我们被告知是因为“三年自然灾害”。 　　解放那年就参加军队的姑母和她丈夫回来探亲了c姑夫是老革命，空军某部副师长，祖父母紧张得不得了。姑母夫妇终于到了，姑夫进门就叫祖父母“爸爸妈妈”，大家松了一口气，老革命也并不可怕。 　　我家每星期总有几次，郊区的农民晚上偷偷来，用一些肉、鸡、鱼换上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