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发自帝城》看李白风雨人生路.docVIP

从《早发自帝城》看李白风雨人生路 　　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是世人熟知的经典作品，然而，笔者发现，以往对这首诗的诠释可能有失偏颇。 　　从笔者参考的相关资料来看，关于《早发白帝城》的创作背景似乎没有什么异议：“公元759年春天，李白因永王李磷案，流放夜郎，取道四川赴贬地。行至白帝城，忽闻赦书，惊喜交加，旋即放舟东下江陵”，并在途中写下了这首诗。但令笔者不解的是，相关诸文的具体赏析部分却都与创作背景没有多大关系。 　　诸文对该诗大致作了如下诠释：首句“彩云间”三字，描写……白帝城之极高。第二句的“千里”和“一日”，以空间之远与时间之暂作悬殊对比。最后两句，既是风景，又是比兴，既是个人心情的表达，又是人生经验的总结。 　　尽管有的文章也曾提及“全诗洋溢的是诗人经过艰难岁月之后突然进发的一种激情，故雄劲迅急中，又有豪情欢悦。快船快意，使人神远”……但笔者尝试着按照上述诠释来欣赏该诗，总是感觉有如隔靴搔痒，远远不足以表现出李白当时那“忽闻赦书、惊喜交加”的心情。 　　试想：在“流放夜郎，忽闻赦书”之后，李白竟没有通过诗歌将自己当时的“惊喜交加”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只是在描绘风景之余，“隐隐透露出遇赦的喜悦”。这符合李白的个性吗？ 　　为了弄清《早发白帝城》这首诗的本来面目，笔者还是决定认真考证、深入“揣摩”一番。《李诗纬》卷四中谈及《早发白帝城》时说：这首诗“等闲道出，却使人揣摩不及”。笔者深以为然。面对经典，不认真考证、深入“揣摩”就“等闲道出”，难免谬误。 　　于是，笔者本着“知人论诗”的原则，先从了解李白其人入手。 　　人们提起李白都称其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但是，通过史料我们发现，这并非李白的本意。其实，李白很早就胸怀“安社稷”、“救苍生”的远大志向，他毕生追求的就是努力使自己成为诸葛亮那样的政治家。因此，他没有同当时大多数读书人一样走科举求仕之路，而是幻想以诗歌为手段，通过隐逸于世、广泛交游，使自己声名雀起，进而再由朝廷主动诏请他入朝，拜为帝王师……他甚至还为自己设计了一条“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赠韦秘书子春》）的人生道路。 　　但李白远没有诸葛亮那么幸运。他费尽心机、几经周折，直到42岁才终于获得唐玄宗的诏见，赐爵为供奉翰林。但不久他就发现自己虽然名为翰林，其实，却只是一个御用歌词作者而已。继而，他看到唐玄宗安于享乐，任由奸臣把持朝政，导致政治极度腐败，李白日渐反感。两年后极度失望的他向唐玄宗表达了去意，被 　　“赐金放还”。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于逃亡途中下诏命皇子永王李磷率军平叛。唐玄宗被迫禅位，由李亨继位当了皇帝——肃宗。 　　值此天下大乱之际，身在庐山的李白不仅没有为苟全性命而隐居不出，反而在公元756年末，毅然应邀投奔到李磷的麾下。此时的李白以为自己终于能像诸葛亮那样“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了，他为自己终于有机会救国家于水火、解万民于倒悬而感到兴奋异常，他自信“但用东山解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可谁知肃宗恐李磷势大，危及自己的帝位，放着叛乱不管，率先发兵灭了李磷。随后，站错了队的李白以附逆罪身陷囹国，险遭杀身之祸。虽然后来侥幸得救，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被判长流夜郎。于是，李白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黑暗、最为难捱的一段经历。 　　公元757年冬季，李白从长江中游的浔阳出发，乘船溯江而上前往夜郎。年近花甲，且经受着人生最沉重打击的李白走了将近一年才来到最为险峻、难行的三峡。尽管途中常有一些闻讯赶来话别的朋友和慕名前来饯行的官宦，但每当想起即将流放蛮荒，没有倾心相交的朋友，没有能读懂他作品的知音，更断绝了他建功立业的理想，他的生命将不再有任何意义。于是，58岁的李白当然是愁云惨雾、万念俱灰…… 　　途径三峡时，李白在《流夜郎赠辛判官》一诗中通过今昔对比，将自己人生的这次巨大落差，以及对未来的绝望心情描写得淋漓尽致： 　　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 　　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 　　夫子红颜我少年，章台走马著金鞭。 　　文章献纳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 　　与君自谓长如此，宁知草动风尘起。 　　函谷忽惊胡马来，秦宫桃李向明开。 　　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还？ 　　尤其是末尾一句，怎一个“愁”字了得，道出了李白对流放的恐惧，以及他当时最大的奢望——何时才能得到赦免，重返“人间”。 　　距离夜郎越近，李白的绝望之情越甚。途经江夏时所作《江夏别宋之悌》更是将这绝望之情推向极致： 　　谷鸟吟晴日。江猿啸晚风。 　　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 　　穷途末路、满腹愁肠的李白听到长江两岸的猿猴叫声仿佛悲嚎一般，尽管他一向乐观，甚至显得有些玩事不恭，但想到自己安邦治国的远大理想都将化为泡影，也不禁“于此泣无穷”。值此山穷水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