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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看我国公共电视的发展 　　提要：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公共电视的呼吁，或由于对某些电视台过于浓厚的宣传色彩不满；或由于对某些电视台借公共电视之名行商业电视之实而遭致社会反感。本文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切入，力求对我国公共电视的发展提出较有建设性的思路。 　　关键词：公共电视 数字电视 数字技术 电视改革 　　一、关于公共电视的“赞成”与“反对” 　　从经济学角度看，关于公共电视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赞成”与“反对”两派观点。当然，赞成与反对的背后，各有其学理、政治态度等原因。一种是从外部性的角度，认为媒介产品是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必须由政府加以干预，因为市场不能解决媒体的正外部性问题，或以频谱的稀缺性、规模经济等理由为公共电视鼓与呼，代表人物有Gavyn Davls，Collins以及加里·普恩等人，可以概称为“赞成派”。 　　对公共电视持反对意见的经济学家甚多，科斯可以算作公共电视的极力反对者，尽管他本人并没有旗帜鲜明地宣称其反对观点，但“反对立场”在其经济学理论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当然科斯的反对也是有条件的，即需要因“交易成本”而论）。科斯著作在传播学界少受重视，也几乎没人认为他是“传播学者”，但在主流经济学人中科斯确是论述传媒最早也最多的人。科斯认为，各国引以为标杆的英国的BBC公共服务，根本不是出自什么公共领域的文化理想，而是历史的偶然，加上主事者怕被冠上图利图财而便宜行事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科斯并没有无条件地强调商业电视制度还是国家公共电视制度更好，因为他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回到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而不是抽象的“黑板经济学”。在科斯那里，重在思考影响交易成本的制度确定之后，哪种运行方式更为合理的问题。因此选择商业运行模式或公共运行模式，自身要受到多种力量的限制而实现利益最大化，是制度的具体运行方式而不是某种抽象的规则更能说明何种制度更优。 　　支持电视公共服务的人士的确可以说不少。但是这些年的另一情形是，尽管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如麦克切斯尼等人），但是批判的声音似乎难以满足人们“挣钱”的要求。所以讨论电视的公共服务问题尽管可以从经济学出发，但往往却必须回到道德问题上加以解决。比较而言，公共电视的反对之声（至少从针对国家提供大量资金资助公共服务电视而言是如此）似乎远远盖过其赞成的声音。原因或许是，经济学自身带有强烈的个体化分析性质，而“公共服务”这类“社会性”的取向，并非经济学的主流。加之近年来新自由主义观点盛行，解除政府规则，把权力交给市场，对于英美国家的电视传播来说是媒体变革的事实，而在中国，则已经部分变成事实并成为未来媒体发展的基本取向。 　　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理论启示 　　在赞成和反对之外，是否还可以有替代性思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曾断言，关于社会制度对经济体系运行的影响的研究，将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永久领地。从制度中寻求经济含义大致是制度经济学的共同取向之一，科斯和诺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思想对我国公共电视的发展提供了极富启示价值的理论资源。 　　1.科斯理论的启示 　　科斯本人对公共电视并不赞同，但科斯所创立的理论却对于中国公共电视改革的探索有重要启示。第一，我国频谱资源名义上归为国有，但是在3G时代，因数字化而产生的大量频谱资源如果被用于电信，那么电信有必要为电视传播，尤其是公共电视的建设付费。目前电信部门近乎寡头垄断的地位导致电信和广电在三网融合的博弈中处于不平衡竞争状态，国家的干预（即以电信补广电）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符合科斯的最低制度成本的理论，只要这种干预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并在事实上增进社会电视观看福利。第二，对公共电视不能抱着过分乐观的想法。因为任何一个管理机构并不能从长效机制上尽最大努力服务社会，除非公共电视建立了良好的运转制度。第三，关于节目来源问题，不必执著于国有电视节目生产部门或民营影视节目制作部门是否能够生产合适的节目，与是否国有并不形成绝对正相关关系，节目的来源可以理解为另一种关于“灯塔”的问题。除开新闻之外，一般公共电视节目，采取商业制作或电视台与商业制作机构合作生产都是可行的途径。 　　2.诺斯理论的启示 　　另一位制度经济学名家诺斯则较为重视制度和时间，对于中国这样富有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国家来说，诺斯的理论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诺斯认为，正式规则也只是形塑人们社会选择之约束的很小一部分（尽管非常重要），而人们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换中的非正式约束则普遍存在。由于从文化中衍生出来的非正式约束，嵌套在（nested in）其中的文化则会在“制度的渐进演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从而成为了路径依赖的根源。” 　　我国的电视改革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FN开，这里结合诺斯的制度理论，AN4方面分析中国电视传播的制度和文化特征。第一、政治和政策因素。我国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