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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勒菲弗尔改写论视角看翟理斯的英译杜诗 　　摘 要：本文探讨的是杜甫诗歌最早期的英译文本之一——1898年出版的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研究发现，翟理斯只选译了投射杜甫个人化空间的诗歌，并自创诗题，再加上对杜诗所蕴含的历史地理文化信息进行淡化处理，明显改写了杜甫及杜诗的形象。依据文化学派翻译研究理论家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的分析框架，本文主要从意识形态，诗学等方面分析译文之所以如此的成因。翟理斯对杜诗的改写体现了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思潮，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等多个因素的共同操控。 　　关键词：改写理论；翟理斯；《古今诗选》；杜诗英译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杜甫（712-770）是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杜甫又是一位现实主义大师，其作品真实记录了唐帝国由盛转衰时期的政治局势和社会面貌，具有极高的史料性，故称“诗史”。另外他还是一位人文关怀主义诗人，忧国忧民，关心人民疾苦，有“扶君尧舜上”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体现了“民胞物与”的儒家品格。文章深沉蕴蓄，感情抑扬曲折，也因此形成“沉郁顿挫”的风格。杜甫的诗歌不仅在国内备受推崇，广为传颂，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传播也不断兴起。 　　翟理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外交家、著名汉学家，是将杜甫诗歌译成英文的重要先驱者。在1898年出版了《古今诗选》（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选译了从诗经到清代诗歌共200首，其中杜诗十首。其译作“严谨典雅，诗味浓郁，在西方风行一时”。施觉怀曾夸赞翟理斯“有诗才”，“Giles译中国古诗可算一绝”，中诗英译大师。北大教授许渊冲在文章《谈唐诗的英译》中，也对翟理斯的英译汉诗持肯定态度，指出，“宁可继承Giles诗体译文的传统”。 　　然而，从原文和译文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翟理斯的译文通过题材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具体运用对原文进行了改写，使得译文在形式，内容和整体风格上都和原文有明显的不同、因而呈现了一个偏离中国传统固有观念的杜甫形象。传统的语言学视角的翻译研究理论着重分析文本之间的“忠实”或“对等”，对改写现象无法做出明确解释。勒菲弗尔改写论超越了传统语言学层面的规定性翻译研究，把翻译研究置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考察，这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视野，为研究翻译中的改写现象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本文拟从文化层面研究翻译，旨在描述翟理斯英译杜诗中的改写现象，并且探究其之所以然的原因。 　　二、翟理斯《古今诗选》中对杜诗的改写 　　在对比分析原文和译文的基础上，本部分将对翟理斯对英译杜诗的过程中采用的改写手段进行总结。 　　（一）对杜甫诗歌题材的片面选择 　　杜甫一生写下一千多首诗，其诗多涉及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人民疾苦，表达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即使在一些写景咏物诗，甚至那些有关朋友，兄弟，夫妻的抒情诗中，也无不渗透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然而在《古今诗选》中，翟理斯所选译的10首杜甫诗歌基本不涉及社会历史题材，而是以个人日常生活事件为主。《绝句·江碧鸟语白》反映的是羁旅异乡的惆怅；《落日》是一首即景抒情诗，表面上描写村居田园之乐；《月夜怀兄弟》写思友怀亲；《江村》描写了杜甫的家庭之乐；《琴台》歌颂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题张氏隐居》和《陪诸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描写访隐、郊游宴饮的场景；《曲江二首》更是突出了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思想。 　　除了《石壕吏》直接触及当时的社会波澜，其余各诗都指向杜甫的个人化世界，译文所呈现的杜甫不再是一个动荡时代的颠沛流离者，也不是一个于生活困苦中依然忧国忧民的伟大爱国儒士。 　　译文中杜甫形象的改变和杜诗内涵的弱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翟理斯在翻译上的特殊处理所致，这也是以下要谈的两点。 　　（二）译文诗题的偏离和历史地理文化信息的淡化 　　首先，翟理斯在翻译诗题时有意偏离原文诗题。杜诗拟制诗题之妙， 一直以来为诸多杜诗学研究者所关注称赞。比如《江村》，清代的金圣叹就曾评道：“题曰江村，诗曰江村者，非江边一村也。乃清江一曲， 四围转抱， 既不设桥，又不置艇，长夏于中， 事事幽绝， 所谓避世之乐， 乐真不啻者也”。 如此江村之题便与全诗之旨形成一种文化上的微妙联系，而翟理斯却将其题目改为“ Home Joys”（合家之欢）来概括全诗大意，使原题不再具有曲折之妙。对比原诗来看，翟理斯所翻译的杜诗没有一首与原诗题目是一致的。《绝句·江碧鸟语白》译成“In Absence”，意为不在家乡，又突出了羁旅思乡之情。《落日》译作“Wine”（酒），《月夜忆舍弟》题目译为 “To My Brother” （致吾弟），《琴台》则直接以故事主人公之一“ SSU-MA HSIANG-J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