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与社会运动的互动看社会运动的“制度化”.docVIP

从国家与社会运动的互动看社会运动的“制度化” 　　[内容提要]社会运动“制度化”是指把各种社会运动吸纳进国家制度框架中，以及在此过程中各种运动在组织结构、行动方式等方面发生的变化。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学界对社会运动“制度化”的研究兴趣大大增强，形成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和知识积累。这些研究凸显了国家与社会运动互动的主线，本文围绕这一主线对这些研究进行了梳理和介绍。 　　[关键词]社会运动 国家 制度化 　　“社会运动”是群众自发表示各种抗议或诉求的集体性行动。它们发生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并对社会稳定和发展产生各种影响。因此，社会运动始终是一个重大的学术课题，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由来已久，尤其是上个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较为密集地爆发了新社会运动之后，这一研究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社会运动的变化，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运动的制度化或部分制度化日益成为一种客观趋势，西方学者的目光也因此日益集中在“制度化”这一趋势上。 　　一、社会运动“制度化”的两个层面：运动自身的变化与国家政治系统的开放性 　　一般意义的“制度化”是指：“群体和组织的社会生活从特殊的、不固定的方式向被普遍认可的固定化的模式转化的过程，是整个社会生活规范化、有序化的变迁过程，它表示个人、组织行为符合社会规范的程度以及过程，表现为社会组织由非正式系统发展到正式系统、社会制度从不健全到健全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制度化”强调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是组织或制度自身从非正式到正式、从不健全到健全的发展过程；其次是组织或群体的行为、生活方式被社会普遍接受的过程。 　　具体到社会运动的制度化问题，西方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解释。 　　马克·G.朱格尼（Marco G.Giugni）和佛罗伦萨·帕西（Florence Passy）将社会运动制度化分为三个阶段：首先，社会运动通过与国家或政党的协商，允许社会运动传播信息、发表意见以及进行政策提议；其次，社会运动通过整合而被赋予某些执行政策的责任；最后，社会运动通过代表授权来进行决策和实施。据此，我们可以将社会运动归纳为协商一传播阶段、整合一执行阶段以及代表一决策阶段。 　　大卫·S.迈耶（David S.Meyer）和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的“运动社会”（social movement so-ciety），主要也是基于欧美国家大部分社会运动制度化的现状。在他们看来，制度化是指创造一种可重复的、根本上可以自我持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相关的行动者都可以诉诸已有的、熟悉的常规。社会运动制度化包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常规化（routinization）——挑战者和当权者都有共同的“剧本”（script）可遵守，能够辨识熟知的行动模式以及潜在的危险变化；包容及边缘化——愿意遵守常规的挑战者可以获得在主流机构进行政治交换的渠道，反之则不然；吸纳（cooptation）——挑战者将通过不破坏常规政治的方式来实现其诉求及策略。 　　也有研究者将社会运动向政党或压力集团的转变称为制度化，比如安东尼·奥伯肖尔（Anthony Oberschall）就认为，对于社会运动而言，成功意味着一个“制度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既有的组织、公众意见以及政府将社会运动视为部分支持者的合法代言人，并更好地承担实现运动目标的重任。“制度化”意味着社会运动自身失去了作为运动的特征，转变为压力集团，被吸收进入政党或者与能够代表运动支持者利益的公共机构结成联盟。这一定义强调社会运动较之前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地位，获得了体制内的、常规化的利益代表及实现途径。 　　同样，汉斯彼得·克里西（HanspeterKriesi）也认为，“制度化”意味着社会运动组织（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MO）向政党和利益集团转变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主要包括SMO资源来源的稳定、内部组织的发展、目标的现代化、行动剧目（action repertoire）的常规化以及SMO被吸纳进入现有的利益调节机制中。但是，也有学者将社会运动的制度化与社会运动向政党和利益集团转化严格区分，将后者定义为“转化”。 　　上述几种关于社会运动“制度化”的不同定义都蕴含着同一逻辑主线——国家与社会运动的互动，而这种互动关系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层面。 　　第一，社会运动自身在行动方式、组织结构等方面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社会运动行动剧目的常规化。有学者认为，社会运动“制度化的关键指标是集体行动方式的转变”。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社会运动：1768—2004》一书中考察了社会运动在西方的发展史，其中涉及社会运动剧目的演变。18世纪60年代以前，在特定的节假日、葬礼、教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