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的不同幸福感受.docVIP

传媒人的不同幸福感受 　　一、嘴上的不幸福难掩对工作的热爱 　　传媒人是近年来的称谓，几十年来老百姓只知道记者。如今传媒人的范围扩大了，尤其当传媒成为巨大的文化产业，成为连接民众与社会的桥梁，成为吸纳众多就业人口的职业，它的意义更宽泛了。 　　计划经济年代传媒人很少。物以稀为贵。即使北京这个记者最多的城市，那时候一提谁家有个记者，整个胡同都会对这家肃然起敬。 　　现在记者的职业已经不那么一致看好了，好的新兴的传媒职业太多了，能挣钱的传媒人都挣到天价了。当今把电影都列入传媒业，而以170.73亿元票房坐稳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宝座的中国电影市场，中等制作的《人在囧途之泰囧》竟然收入12亿！行内总结2012年传媒业，最风光的竟然是《中国好声音》。而《中国好声音》使众多草根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这足以令传统记者唏嘘。所以本文探讨传媒人的幸福还是集中在传统记者身上，就是往昔靠笔如今靠键盘工作的群体，他们不穷，但绝不可能太富。 　　记者作为传媒人中的主体，已经失去了“无冕之王”的威风，加上近年来有了博客和微博大行其道，都可以发表文章让大家看，人人身上都有记者的元素，都可以起到监督社会和给自己维权的作用，记者对舆论的影响力也被分割了。求是杂志是权威性杂志，它旗下的《小康》发布“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结果，在“公众眼中最具幸福感的职业”排行中，公务员、政府官员、教师等相对稳定的职业占据最前面位置，而快递员、司机、保姆、矿工则在排行榜中处于末端位置。记者排行19，比18位的导游还落后一个名次。 　　而记者本身对自己的行业也是牢骚不少。记者的烦恼首先是累。大家形容自己行业“拿女的当男的使，拿男的当牲口使”、“起得比鸡早，干的比马多，睡得比狗晚，吃的比牛少”、 “记者，无冕之王，比驴子累，比蚂蚁忙，忙得天天撞墙”。记者也都是家庭人，这份工作首先是个饭碗，没有饭碗谈不上理想。传媒业最发达的是北上广以及省会城市，而恰恰这里的生活成本很高，记者尤其是漂泊记者总感叹压力太大。还有一个其他行业体会不深的就是常常受到过分的审核，自己的意愿难以实现，所以自嘲从事的是“受到双重压抑的行业”。 　　如果仅仅看自己的牢骚，记者肯定不算幸福。但你看到无数年轻人求学完毕纷纷涌向新闻单位，看看各大学传媒专业的火爆，就会感到内心的满意度与嘴上的满意度是两码事。 　　去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被央视记者追问：“你幸福吗？”他起初有点莫名其妙：“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么？”但他转而说：“我要说不幸福，那也太装了吧。刚得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吗？”从而在“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关于影响工作幸福感的调查中，莫言是唯一一个“各个选项都满足，却不幸福的人”。莫言如此，其他舞文弄墨者哪会口口声声“幸福”？还有靠着央视传媒从普通教师一跃进入名流的易中天被问及是否幸福，一句话掷地有声：“我幸福不幸福关你屁事！”这也折射出不断被追问是否幸福的做法在文化层次较高的阶层很被抗拒，即使幸福了也不想说出来对谁感恩戴德。 　　二、中国传媒人敬业就是快乐的传统 　　中国传媒人历来有敬业的传统，而且以此为快乐。 　　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邵飘萍铁肩担道义。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邵飘萍不顾自己被暗杀的风险，写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至袁世凯。他的大量时评见诸报端，军阀早已有必杀之心，后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哈哈大笑，从容就义。活得精彩，死得洒脱。 　　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丁一岚1937年奔赴延安，担任《晋察冀日报》通讯员。丁一岚在这支特殊的队伍中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在日军一次次对边区的“扫荡”中，一边游击，一边坚持出报，被聂荣臻司令员誉为 “民族战斗的号筒”。开国大典的女播音员就是丁一岚。那资历、业务能力无可挑剔，但他的丈夫、杰出的新闻战士邓拓被迫害致死。丁一岚老人在离休后第一件事就是和当年一起打游击的《晋察冀日报》老战友们整理、撰写、编辑、出版了《晋察冀日报大事记》、《晋察冀日报史》；和老广播新闻工作者们一起编写了《中国广播新闻史》， 在晚年回顾坎坷一生的时候仍然不失早年的革命乐观主义。那是老一代媒体人的达观。 　　如今85岁高龄的李骏先生曾经在80年代创造期刊界的辉煌。他是改革开放年代媒体的先行者，不仅眼光独到，还是工作狂。他虽然是《家庭》杂志总编辑，也事必躬亲，对每一篇稿件都亲自抓，有时为了细节几度和作者交流。他的眼光“很独”，经常能从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找到视点，而且用读者爱看的叙事方式完成。人们回忆当年的李总，天天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