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角下的“媒介审判”现象分析.docVIP

传播学视角下的“媒介审判”现象分析 　　【摘 要】目前，媒介干扰司法独立的现象已经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从药家鑫案、邓玉娇案，再到90后少女杀死性侵大叔，舆论与司法的博弈不断上演。本文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尝试从传播学角度解读媒介审判现象，以期给媒体的司法报道以参考，维护司法独立。 　　【关键词】传播学视角 媒介审判 司法独立 　　“媒介审判”这一说法源自美国，又名“报纸审判”，指新闻报道干扰司法独立，对审判结果提前做暗示性或者倾向性的解读和定性。我国新闻传播法学家魏永征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是超越司法程序提前判断案情，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他认为，媒介审判对法院的审判权和犯罪嫌疑人的公民权利造成了双重侵犯。① 　　总的来说，媒介参与“审判”的案件报道通常有以下几个特点： 　　1、报道对象往往是情节恶劣或离奇，并且存在较大争议、触及社会热点的刑事案件，可以极大吸引受众眼球，迎合受众对刑事案件的猎奇心理，产生轰动效应。来源主要是媒体自身挖掘的资源或者是网络曝光的刑事案件，随后媒体跟进报道再形成社会关注和舆论，使刑事案件上升为社会事件。 　　2、案件相关人员的身份或者社会地位往往带有标签式的，比如政府官员、90后、大学生、官二代等，而这些标签在通常的社会认知里面，常有一些偏见。比如蒋艳萍案，一些媒体在法院还没审结此案时就以《湖南第一女巨贪》、《枪毙的还少了》等进行口诛笔伐，激起社会对有贪污行为的官员的愤怒，抢在法院前面提前对案件定性，并否认被告辩护权，甚至还出现了媒体报道被告人涉嫌行贿，事实上检察院并未指控该项罪行。② 　　3、报道角度带有明显倾向性，用语带有感情色彩，偏激且夸张。报道十分注重细枝末节，且由当事人有罪出发推定其日常生活轨迹，通过大量细节佐证其“有罪”或者“无罪”事实。近日被称为女版药家鑫的张彦还未被量刑时就被媒体冠以“恶魔”、装疯卖傻成功等，有意无意地引导着受众对此案件的看法。 　　4、长篇累牍报道案件，甚至用头版头条、深度评论等方式充当审判角色，吸引读者注意，并且形成一边倒的齐声挞伐的舆论氛围，并以此推进民众舆论，影响民众判断，给司法带来压力。如网媒和纸媒将邓玉娇案的报道凸显“民女”、“官员”等，以两方力量悬殊营造“冤案”的舆论氛围，诱发人们对弱者的同情，舆论一边倒向支持邓玉娇。 　　一、“议程设置”下的高关注度 　　“议程设置”理论最早在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合著的论文中提出，这一功能是指大众传媒在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同样也是以“大事”出现在受众的意识中，并且每天强调越多，受众对此事越重视。③传播媒介作为人们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它是一种“环境构成再作业”的机构。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发挥其“议程设置功能”，对当前发生的大案、要案进行报道，以此进入公众视野，并随着报道的升温而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公众和专家学者纷纷通过媒介发表看法。因此，媒体的报道往往给这些案件的舆论带来推波助澜的作用。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曾说，药家鑫案之所以引发如此强烈的关注甚至公众的愤怒，比案件本身更关键的是某些媒体和个别专家的表现。在药案发生后，各大媒体集中报道案件始末和审判进展，被告生活轨迹和家庭状况也暴露在世人的视野中并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案件被放置到聚光灯下，引发各方口水战。透过媒体对其穷凶极恶、“狼性发作”等先入为主的评价，民众对被告产生了强烈的控诉和仇恨情绪。某高校教授甚至在节目中称，药家鑫长着一副杀人犯的面孔。情急之下，贺卫方教授疾呼这是一种以群众狂欢的方式处死同类的行为。最后，鉴于药家鑫案影响重大，受到舆论积极关注，西安中院庭在审前向现场500名旁听公民征求量刑意见，确保最终的判决更加公平公正。④ 　　二、“刻板成见”和“拟态环境的环境化”影响受众判断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里写道：“我们不是先看到事物，再给他们下定义，而是先下定义再去看他们。”⑤这就是“刻板成见”，即人们对事物的一种固有的观念或印象，并以此判断事物好恶和价值。而“拟态环境”是李普曼提出的另一概念，它是指信息环境并非现实环境的“镜子式”再现，而是传播媒介加工后向人们展示的环境。现实生活中，两者是相互依存的，人们往往依据“拟态环境”来判断事物，因此很容易形成“刻板成见”。并且李普曼认为“拟态环境”跟媒介有意或无意地对“事实”的误读和歪曲有关。日本学者藤竹晓认为现实环境日益接近“拟态环境”，这种“拟态环境的环境化”使人们很难将两者区别开来。⑥ 　　“90后少女杀死性侵大叔”一案中的被告旋某被媒体描述成“无知少女”，而“性侵大叔”被形容为“狼”，因此，公众更多地认为旋某是弱女子，原告是十恶不赦的强奸犯，两相对比，被告旋某博得不少公众的同情，同时其犯罪的事实也被人们的舆论支持所掩盖。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