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歌的梦想：送自己一个远方.docVIP

余歌的梦想：送自己一个远方 余歌 　　作为纽约主流古典音乐经纪界唯一的中国人，余歌看上去像个刚毕业不久的时髦大学生，她还住在一个需要三人合租的房子里，正对着百老汇的大门。 　　作为大学本科毕业前在国内教育体系下成长的“80后”，她的道路却算是一个异数。“我只是喜欢写日记，写着写着，就有了现在这本书《因为相信》，回过头来看觉得和主流的成长道路好像挺不一样的。”想象中纽约艺术圈浮华得难以触及，余歌倒挺淡定。傍晚她喜欢盯着楼下涌向百老汇的泛着华彩的人群发呆。“我知道属于我的是这一个小窗户。”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临毕业的时候，余歌放弃了国家公务员考试。她一心想的是出国攻读梦寐以求的艺术管理专业，“这个专业在全世界都很少”。她没有按照家里设定的路线，甚至也无所谓母亲说的“北大在国内有光环，出去了什么也不是”。出国前，余歌向父母借了一年留美的学费。“攻读硕士是两年，第二年我就可以打工了。”她自己下了决心。 　　用余歌的话说，她是典型的高考学生，高三才开始发力学习，此前曾经是北京最好的中学最好的班级里的最后一名，“所以比较自卑，连跟人说句话都觉得，成绩差成这样了，还挺活泼的”。她说她上北大后突然就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我从小学的东西杂，从唱歌、跳舞到书法、乐器，兴趣爱好特别广，看见别人专注于奥数和英语，我有时候还挺羡慕的，因为自己好像什么都喜欢，放弃哪个都很心痛。”她从小因为喜欢古典音乐，又坚持学习了比较偏门的竖琴，所以得到了高考的加分，但实际上她却并不认为“非要指着一条学习的路走下去”。 　　很多人现在对大学的社团活动不屑一顾，但是余歌说，她却如鱼得水。“只要不是有关学习的活动我都做得很好。”她进入了北大著名的模拟联合国社团，当选为副主席，整整投入了3年时间。“和一堆气味相投的人做事，组织模拟联合国一个3000人的大会，为了借用一个活动教室跟老师软磨硬泡，晚上整夜不睡觉，因为有‘几十个国家的代表’要来参会。”余歌用“青春”、“热血”来形容这些“高强度的比全职难得多的工作”。“我母亲是典型的中国教育理念，她问我是不是要进联合国工作，如果是，做这些就有意义，如果不是，这些时间是毫无回报的。”所谓的目标性，对于大部分中国孩子都是一个难解的题目。 　　1986年出生的余歌说，大学期间她已经实现了自给自足，“挣钱足够自己花，出国也要继续打工”。很多和她一起出国的学生，家境大多是典型的新中产阶层甚至富裕家庭，早就已经彻底远离了“清苦的留学生”生活。余歌说，她则有一种很早就进入了社会操练的感觉。“我从来没有那种大学刚毕业的生涩感，再苦再累我都觉得没什么。”这么一路往前冲，她从“大二”、“大三”就已经在金融、IT、媒体和演艺圈开始了带工资的兼职工作。“幸运的是我实习的单位都是各行业的老大，并且实习时间都蛮长。我在微软时天天在背那些技术单词，可是内心里觉得我不懂这个专业，来了也挺边缘的。”这其中，她工作最久的就是北京国际音乐节。 　　余歌“大二”时最早的工作是在北京国际音乐节做艺术家陪同和翻译，一对一接待保罗·斯柯达、波里尼这些她从小耳熟能详的大师。“这些都是我特崇拜的偶像，还有奥地利的室内乐团、米兰的小歌剧院。”这些她从小在老师那里了解的东西，让她可以以幕后人员的身份，看导播、灯光、音响的操作，“觉得很开心”。到了第二年，她已经以全职工作人员身份，开始和艺术家的经纪人安排艺术家的行程、演奏曲目、亮点和新闻发布会了。那时候她的英文还不是特别好，只能硬着头皮翻：“这一点我脸皮不薄，别人都没人上，还有10分钟开始了，总监让我上去，有稿么？没有，说什么？不知道，翻译错了呢？没关系。”余歌说她也不害怕，反而越来越能胜任。 　　在这些工作中她看到了自己将来的发展机会：“这些大师肯定是要有人引进中国的，可是当时的安排和各方面工作，从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经历看，还是急需专业人才的。” 　　和余歌同期出国的同学们几乎全都留在了华尔街，“美国四大稳定高薪职业才是北大出国的同学的首选”。而和余歌一样从艺术管理专业毕业的同级生，“大部分都是已经工作了的人”。读这个专业，除了本土美国人比较好找工作，外国留学生要在行业里站稳脚非常困难。 　　2009年9月，余歌去了哥伦比亚艺术家经纪公司面试。这家美国古典音乐界历史最悠久的经纪公司于1930年成立，是从电台时代发展起来的，是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分离出来的古典音乐艺术家经纪公司。“艺术家是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工作是推销我们的节目，从演出市场存在的那天起，经纪人行业就存在了。”在专业学习中余歌发现，艺术管理行业的学习课程多围绕筹款、非盈利组织、基金会等领域，大部分毕业生会进入非盈利组织工作，在西方观念中，艺术行业是靠这些来扶持的。余歌觉得“这个运作在中国基本上还没有”，她觉得只有经纪工作，包括培养艺术家、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