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团体”？.docVIP

我们为什么需要“团体”？ 　　21世纪的都市人群像是一只只背着厚厚外壳的蜗牛踟蹰前行—这里指的不是“房贷”、“名利”之类老生常谈的压力和欲望，而是那厚厚的社会面具，有时它已经厚到变成一个“壳”，甚至是维京诺曼式的盔甲。 　　记者曾采访一位女企业家，她的事业、婚姻在社会意义上都很成功，她自己也为此而自豪。没想到采访后她突然问我，“能找个时间出来喝喝茶吗？聊点女人的话题。”那刻她的眼神无比落寞。原来在她内心深处，最引以为荣的成功同时也是个沉重的包袱：公司里，她需要在下属面前保持威仪；与同行及客户一起，充满各种利益算计；最无奈的是，即使面对关系最亲密的丈夫依然无法完全敞开心扉，需要太多技巧和智谋来避免女强人式的婚姻失败。 　　当一个人保持着优雅的姿态在现代社会孤军奋战，每日觥筹交错，心灵却越来越孤寂，到最后竟要找个准陌生人才能吐露内心苦闷—类似的故事每天都在人群中发生，然而这一点都不令人意外。 　　存在主义心理大师欧文·亚隆认为，我们生而为人必须面对四大终极困境：死亡、自由、孤独和无意义—人们被孤单地抛进存在，没有一个注定的生命结构和命运，且终将独自面对死亡。 　　埃里希·弗洛姆则说，孤立是焦虑的第一来源。 　　由此，每个人都需要与他人建立连接、实现自我价值以及寻找归属感。它虽然不能彻底解决存在孤独，至少可以提供慰藉，大大缓解这种令人绝望的焦虑。 　　然而在现今社会，人们甚至很难做到与他人建立真诚的关系。 　　这句话似乎有点怪异。毕竟，人是社会性动物，只要生活在社会中，就会与他人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可是，只有那些具备真诚、理解、无条件（至少是低功利性）关注和支持等要素的关系，才能使人从中得到滋养和成长。这无关阶层，也无法用金钱赎买。富豪、政客、平头百姓莫不如是。 　　而当我们抛开存在性的哲学问题，只看普遍的人际孤独，就不难理解它其实是由致使亲密性崩解的社会和文化因素所致。 “我孤独！”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周末下午，简单而整洁的环境，十多个来自社会不同领域、本来是陌生人的成年男女围坐一起度过3小时。对苏丹来说，这是一次非凡的体验。过往近30年的人生，包括此前好几次这样的聚会中，她都表现得像个爱照顾人、没有脾气的傻大姐。然而这次，当大家又像以往那样理所当然地拜托她到隔壁去拿些靠垫进来时，她感到突如其来的愤怒。 　　“我抱着一大堆垫子，路都快看不到了，耳朵里听见他们在说笑、闲谈、吃水果，一股火蹿上脑门，仿佛有个声音在叫，‘为什么又是我！’”紧接着，她做出了从未有过的失礼行为—把垫子往地上乱扔，冲着所有人大喊大叫。眼泪流出来那一刻她才知道，这些年自己一直在职场和亲密关系中委曲求全，多么委屈。 　　苏丹是一家大型外企的白领，半年前她参加了一个心理成长小组，这是其中一次小组活动的场景。正是从这次起，她开始接触到更为真实的自我，并学会在人际互动中体察自己真实的情绪与需求。而与此同时，她亦开始审视自己在过往人际关系中的功利和麻木，“为何我总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满足社会和他人欲求的工具？” 　　事实上，几乎所有小组成员都有类似的感受：我们所生活的文化环境普遍不重视人的存在价值—只根据社会地位、利用价值等功利的属性来对人进行评价，人和人之间缺乏纯粹和真诚的关系。 　　这样的人际互动非但不能给人滋养，反而让人想要努力逃离。越来越多人爱上泡吧和独自旅行，并由此衍生出一个流行的都市游戏：“只爱陌生人”。 　　著名心理学家朱建军认为，当今中国社会这种普遍性人际孤独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近数十年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剧烈转变。 　　对于传统社会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宗族关系是人生中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晚期的父系氏族时期，是以某一男性为中心、由其直系男性后裔及其家庭依照一定伦理规则而组成的血缘群体。 　　“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因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凑玄孙，一家有吉。自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合聚之道，故谓之族。”（《白虎通》） 　　可见，传统宗族天然具有聚合共同体以及互相亲爱的要素，其与儒家思想结合，形成了维系社会结构的纽带。 　　而除了与族群的天然联结之外，诸如传统灯会与寺庙活动这样的民俗活动也拓展了人们社交和精神活动的范围。 　　族群联结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权力对农村地区的渗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先是集体主义下的农村生产责任制以及人民公社制度渐渐取代了宗族维系的功能；其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城镇化的加快，人民公社制度伴随着计划经济时代的价值体系又迅速解体。曾经某种程度上承担族群联结意义的城市大国企的衰落，也将更多城市人群抛入更原子化的存在状态。 　　与此同时，西方价值观和后现代思潮猛烈冲击着传统的东方价值观。在社会文化上，体现为物质至上主义，个人价值与财富及社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