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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事以见易心 敬慎忧患平天下 　　摘 要：孙奇逢是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而“气魄独大，北方学者奉之为泰山北斗”，孙奇逢易学重视易理的发挥与应用，而易注冠之以“大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注重把易学与结合时代，其易学重视人事，特别重视人事在天地人三才变化的作用，注重忧患意识对个体和国运的影响，关照普通民众的生活。其易注关注注重探讨和解释自然、人生，以及社会等问题，开清代清初易学一代新风，孙奇逢为清代易学开山之祖。 　　关键词： 孙奇逢 易学 人事 忧患 　　孙奇逢 （1585―1675），字启泰，号钟元，直隶容城（今保定容城）人。他早年讲学河北，参与反对魏忠贤的斗争。入清后，坚持反清斗争，后寄居于河南辉县苏门山，讲学“兼山堂”，课徒授业，广交俊彦，汤斌、张沐、费密等人皆师侍之，俨然中原学术重镇。南北名流黄宗羲、顾炎武、傅山、张尔岐等，无不尊之为宿师名儒，与“黄宗羲、李?”并称清初三大家，而“气魄独大，北方学者奉之为泰山北斗”。[1]（P1）孙奇逢一生涉足明清两朝，先后十一次被明清两朝征聘授官，坚辞不就，时人尊为“征君”。晚年徙居河南辉县夏峰村，聚徒讲学，学者中多称之夏峰先生，自号岁寒老人。 　　孙奇逢易学成就集中体现在《读易大旨》一书中。孙奇逢早年对《周易》虽有涉猎但是并未作深入研究，“至苏门始学易”，孙奇逢把自己人生的感悟与博大精深的易学相互结合，这与孔子的“晚而喜易”异曲同工之妙，使其对《周易》的认识与理解更为深刻，其易学著作《读易大旨》“偶据见之所及撮其体要以示门人子弟，原非逐句逐字作解，故曰‘大旨’。”在此书中孙奇逢把自己对天地自然，人生、社会、政治诸多方面的见解融入其中，“这些才是易学的精华，体现中国古代经学包括易学注重诠释的特点，而正是这种诠释不仅赋予易学以时代特色，折射出闪光的思想火花，而且也推动易学发展。这些思想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当今也有重要的意义。”[2]（P4） 　　一、“无预于人事，易可无作”的人事观 　　孙奇逢生于明末清初之时，这是一段极度动荡的社会时期。孙奇逢经历了故国沦丧，家园破灭的血泪人生；中华大地沦为异族统治这一社会现实，给这位深谙夷夏之辨的大儒留下了深切的精神巨创。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孙奇逢开始钻研《周易》，希望能从这部阐发“天地自然之理”的经典中，找出天运人事变革的原因，有创建性的提出了“无预于人事，易可无作”的人事观。 　　孙奇逢认为圣人之所以创造《周易》一书，并非是仅仅是天运的规律，而是为了揭示人事发展之规律，故其评论《周易》曰：“若一诿之天运，以为无预于人事，则圣人之易可无作矣。”《周易》中的三才之道更是为了“呈献天地人之道”而创立的，他说：“三才即六爻， 言六爻之变动， 乃三才极至之道理如此也。”（ 《读易大旨》卷三，下文不注皆从此书引用） 所以说一卦六爻之变， 呈献出了天道、地道与人道之变的客观规律性，而《周易》就是对天、地、人三才之道相互作用规律的模写。而天地人三才变化， 是因为其自身固有“两”的矛盾相互作用而造成的，这种“两”在天地则为阴阳，在地则为刚柔，在人事则为仁义，这六者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天运人事的变化。如孙奇逢说： 　　天道两， 则阴阳成象矣， 五为阳，上为阴也，人道两， 则仁义成德矣， 三为仁， 四为义也；地道两，则刚柔成质矣，初为刚， 二为柔也；道；本如是， 故兼而两之， 非圣人安排也。 　　社会的变动正是阴阳、刚柔、仁义之间的不断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虽然古代圣王在《周易》中揭示了天地万物的运行之规律。但是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应用却“非圣人安排也。”如何在纷乱的社会中处理好阴阳、刚柔、仁义的关系，特别是对于处于逆境之中的君子如何处理这种天运与人事的关系就显得更外重要，孙奇逢认为在这种逆境之中君子更要反身修德： 　　人生最不堪之境，日蹇，日困，日坎，然以败小人，而用以成君子。蹇之象日，君子以反身修德，行有不得，皆反而求之，反其不得，以归于得。蹇讵非君子之幸也哉。困之象日，君子以致命遂志，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志亦何遂之有，而遂于困，困固君子动心忍性之会矣。坎之象日，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盖以此成形，即以此立教，治己治人，其用甚大。入险出险，游刃有余。文王囚于美里而演《易》，孔子厄于陈蔡而作《春秋》，遂一时之志，垂万世之教，忧患之生人，亦大矣哉。[3]（卷十二） 　　《周易》中蹇、困、坎诸卦都表示人在逆境的卦象，君子在困境之中更应该 “反身修德”，以便“致命遂志”，从而脱此不堪之境，化险为夷。孙奇逢举出文王、孔子都能在困境中，依旧能“以常德行习教事”著书立教，最终“遂一时之志，垂万世之教”。孙奇逢认为君子应在不违天时的前提下“求天知”，“不求人知”，他说“君子能违时乎哉？独守其道而已矣。独立可惧，大勇不惧，不惧者不求同俗而求同理，天下非之而不顾也。遁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