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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进入心理疾病时代 ——访著名心理咨询专家李子勋 陈威威 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认为，社会环境的综合作用导致人类已进入“心理疾病”时代。他们预计，到2010年，抑郁症将排在世界发病率前15位疾病的榜首；到2020年，更将成为非常死亡和残疾的第二大原因；到21世纪中叶，没有任何一种灾难能像心理危机那样给人们带来持续而深刻的痛苦，而中国每年的自杀人数是全球自杀者总数的1/5。医学专家把“能正确处理心理危机”定为健康的新标志。 陈威威（以下简称陈）：近几年我国高校大学生、博士生，甚至博士生导师跳楼自杀事件频繁发生，令人震惊。据统计，2005年，我国有28.7万人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15岁~34岁的人群中，自杀已成为死亡的首要因素。作为这方面的专家，您怎么看待自杀这样一个古老而又现实的问题？ 李子勋（以下简称李）：自杀是一种社会现象。中国在十多年前就被国际上评为高自杀率的国家。目前，我们采用的统计资料只能是个保守的推算，因为还有很多自杀并没有被统计进来。我们知道，中国高等院校自杀率剧增的数字是最容易获得的资料。比如最近的统计只是按照漏报率而调整推算，去年因自杀死亡的人数是28.7万人，自杀未遂者达200万之多，但按世界卫生组织的推算，自杀未遂的人数起码是自杀死亡人数的10倍，由此推算出的自杀未遂者应为280万人。 陈：一百多年前，社会学大师涂尔干在其《自杀论》中提出，对自杀现象应当通过统计分析，进行实证研究，而反对心理学或生物学上的还原主义，拒绝用个别事例来说明问题。作为对自杀现象的开创性社会学研究，涂尔干的这种方法论在当下是否还具有意义？ 李：我认为心理学与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在方法论上从来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差异，而且至今基本在沿用，比如以数据统计来分析、归类，在各种社会因素中寻找结构性关联，从中找到问题的价值和意义。 例如，在官方统计中，近十几年来中国广大农村的自杀保持着双高峰状态：一个是少男少女（尤其是少女），一个是45岁~65岁人群，存在这样两个高自杀率人群。这个双高峰是一些贫穷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特有现象。 陈：有人认为，当今社会的自杀率远高于“文革”期间，其数量甚至超过了包括20世纪50年代以来种种政治运动所导致的自杀人数的总和。这种推断有依据吗？ 李：我不这么认为。改革开放之前，几乎没有对自杀做过较全面的统计，假如无法获得当年的数据，就不具备比较这两个时期的前提。现在社会上普遍关注自杀问题，国际社会也在关注。因此不能将过去民间零散而不完整的记录随意拿来做参考。在没有获得可靠的统计数据的情况下，谁又敢下这个结论？ 在我们东方人看来，自杀只是个人行为。长期以来，自杀在我国被归类于社会行为行为学。其实，自杀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还是一种社会现象。比如，警察徒手与拿枪的歹徒搏斗，一般说来他也许做不到，但在某种文化观念的激励和精神感召下，他会忽视这种危险。他在冒险的过程中已带有对死亡的某种意愿了。因此，我们的文化就对自杀活动产生了作用。 陈：屈原投江也许是我国历史最早记载的自杀事件之一。可以确定，屈原的自杀有为政治理想殉身和警示社会的因素，其中还有个人境遇的成分。类似的还有民初王国维的自沉昆明湖。涂尔干“利他主义自杀”的冰冷的“统计数字”，能否涵盖这样的人物？ 李：自杀者自有他们非死不可的道理。涂尔干在这里的阐释是，人是被文明塑造的，因此要寻找文明所依赖的社会原因和条件，就是通过对自杀的个体现象去寻找人类最特殊的“社会事实”，从而脱离作为自杀个体的心理表现的意义。 陈：有些学者认为，目前在高校发生的学生与知识分子的自杀现象增多，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必然。 李：我认为这样归结于简单。中国自杀率高同样有文化和历史的环境背景。这点很贴近涂尔干的理论。比如他认为有共同宗教背景的群体的自杀率，要比相对自由思考的群体的自杀率低。那些独立思考的个体必须独自寻找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意义，如果他找不出自己满意的生活和社会意义，他就会失去生存的愿望。 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现代社会发展形成的冲突有关。比如儒家传统文化中的等级尊卑形成的论资排辈的价值观，对青年人自我发展形成潜在压力。大城市的快速发展与边缘小城市、农村形成的巨大反差，到陌生城市的打工者、高校的学生，其基本的人际交往限定在老乡或相同专业的圈子，而文化观念形成的强大势力又往往是无形的，多数人在现实的生存和发展中处于社会的弱势。在这种环境条件下，个人的情感关系的动荡会形成多重焦虑，这几乎是每个期望出人头地的青年人在成长中无法回避的经历。 目前我国中小学生心理障碍患病率在21.6%以上，大学生在16%以上。而在其他国家，青少年自杀比较少。一些发达国家给青少年在成长阶段设计许多选择的权利，社会也给他们提供了成长的空间。在美国，45岁~65岁的中年人群自杀率普遍高于青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