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的活化与发展.docVIP

传统村落的活化与发展 　　伴随经济和社会发展，传统村落甚至更广泛意义上的农村的凋敝没落是一个普遍趋势，由于生产技术提高解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城市化、工业化集聚吸收加速了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加之交通、通讯、物流发展，传统乡土社会的封闭性被打破，生产生活的内容和需求更加复杂化；而且乡土建筑等在物质层面的实用功能势必逐渐老化和减弱，实用功能层面的淘汰在所难免；由此导致农村人口萎缩、传统的农渔林业和工艺产业日趋衰落、城乡发展失衡、传统文化与社会价值开始动摇等一系列问题。值得关注的是，传统村落中包含着历史形成的、具有唯一性的传统价值和记忆秩序，如果简单地以新代旧、寻求物质利益和功能的满足，消解的将是历史形成的文化主体性、认同感、凝聚力和特色文化资源的发展动力。 传统村落的活化与发展2015年6月，与冯骥才、乌丙安在后沟村调研 　　由于漫长的农耕社会发展过程中，历史上形成的村落文化具有丰富性，传统村落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和文化意象，内部交织的是制度、礼俗、农业生产以及乡土社会里人才不脱离草根、精英力量始终参与乡土建设等内在机制，在转型过程中，其实很难孤立地保留建筑遗迹等物质外壳，必须深入文化的血脉肌理，考虑其根本性的生成和发展。特别是结合当前传统村落保护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研究和解决：拥有独特历史文化禀赋的传统村落，是以文化驱动经济生产，还是用经济市场来肢解文化？是实行相对静态的遗产保护，还是开展动态的乡村与社区营造？是自上而下的、外力干预为主的消极保护，还是多方参与、村民为主的主动保护？就此，必须进一步明确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主体、对象、机制和目标。 传统村落的活化与发展 　　参考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再造魅力故乡”实践，以及台湾地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社区营造”实践可以看到，初衷都在于拯救社会转型冲击过程中凋敝的乡村，出发点是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开展的是具有主动性的“营造”、“再造”，主体是地方居民。如日本“再造魅力故乡”运动提出，“以独到的眼光来发掘地方的资源,以积极的思考方式来重新评估地方发展方向；即使受到一些限制，也能换一个方向来进行，而得到非常好的成果。更重要的是，不再是仅仅以不满来面对现状，而能平实地匀勒出今后将要如何前进的情景。因为这样，我们就能使都市的魅力重新散发出光辉,使人们和工作机会又再度回流到地方上来。”台湾“社区总体营造”运动提出，“其目的不是只在于营造一些实质环境，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建立社区共同体成员对于社区事物的参与意识，和提升社区居民在生活情境的美学层次。社区总体营造工作的本质，其实就是在造人，也只有透过文化的手段，重新营造一个社区社会和社会人，以实质环境的改善作为短期目标的社区总体营造才有可能成功”，实际也是“整合运用地方固有的特色资源,以振兴地区产业发展及生活品质,朝向突显出该地存在与价值的定位前进。” 传统村落的活化与发展台湾“彩虹眷村”一景 　　从根本上说，我们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必须回归文化，着眼社会发展，即更加重视文化生态和文化资源保护，变静态保护为动态营造，并进一步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从根本上说，传统村落要延续和发展下去，必然要与当代社会对接发展经济和生产，因而发挥其文化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发展具有文化创意内涵的产业，具有契合度和可行性，关键在于，是充分认识文化的独特价值、尊重文化的生态和内涵，以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来增加产业附加值，还是以短期的市场收益、逐利需求来开发、肢解、改造原本具有唯一性的历史文化遗存。其中涉及深层次的认同、发展的监督机制、以及主动营造和发展的共识。 　　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对农村文化缺少认同和尊重，甚至将农村、乡土作为鄙夷嘲谑的对象，也将农村视为需从城市“送文化”加以帮扶的文化贫瘠地带。像这样缺少自觉和尊重，其实是对文化历史传统的某种背弃，也是我们不能深入到文化层次加以传承、建构、营造和驱动发展的原因所在。应该说，传统村落要生生不息发展下去，不能仅依存于自上而下的名录体系，必须建立村民主体的文化自觉与参与机制，全面考虑以文化为内核和驱动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路径，实现以特色文化资源为根基的营造性的发展。 　　就目前积累的传统村落保护经验看，在全面梳理、深度认识和尊重认同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整体性、风貌性和原真性的保护原则，解决了修旧如旧与舒适生活的矛盾，从民居建筑到作坊工艺，全面复原传统风貌，从而使文化价值全面凸显并在传统村落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之，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是一项社会事业，需要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理性参与，而且制度化、精细化、系统化,使之成为一项可以量化决策、透明管理、社会整体受益的公共事业。建议出台《国家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条例》，划定保护红线，解决传统村落认定、评估和保护的原则问题，实现有法可依，明确传统村落保护的主体责任、实施机构和法律责任，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