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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检察机关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规范性要求 　　【摘要】检察机关正确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时，应着重把握符合逮捕条件、被追诉人无固定住处或涉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且在住处执行有碍侦查、执行地点的非羁押性和非专属性、区分适用不同的诉讼阶段、履行告知义务等方面的规范性要求。 　　【关键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适捕性；诉讼经济原则 　　现行刑诉法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依法适用，从适用条件、适用方式、适用地点等等诸多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本文仅从检察机关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规范性要求方面进行初步研究。笔者认为，检察机关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规范性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符合逮捕条件 　　现行刑诉法将监视居住定位为逮捕的替代措施，从第73条①可知，监视居住措施的适用以符合逮捕条件为前提（除第2款外）。换言之，适捕性是监视居住措施适用的前提。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第73条第2款的规定，笔者认为立法者是为了防止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被追诉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情形在执法时出现司法无据的矛盾与尴尬，而作出的价值平衡性的立法调整和选择。在笔者看来，现行刑诉法第73条所规定的监视居住措施，可划分为替代性监视居住与惩罚性监视居住。其法理在于，从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度来看，监视居住的限制强度低于逮捕羁押，因而相对于逮捕而言，监视居住是逮捕的替代性措施。相反，监视居住尤其是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的限制强度又明显大于取保候审，因而相对于取保候审而言，监视居住是取保候审的惩罚性措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现行刑诉法第73条第1款规定可以看作是替代性的监视居住，第2款规定可以看作是惩罚性的监视居住。显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作为监视居住的一种特殊形式，其适用当然同样要以符合逮捕条件为前提。笔者认为，对符合第73条第2款情形的，在司法实践中选择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并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②对于职务犯罪而言，第73条第2款所规定的情形一般不会发生。故而，在本文的研究中，将这种情形别除在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符合逮捕条件意味着，只要被追诉人不符合逮捕条件，即使被追诉人没有固定住处或者涉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同样不能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二、被追诉人无固定住处或涉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 　　根据现行刑诉法第73条的规定，就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而言，可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仅限于两种情形：一是被追诉人在案件侦办地无固定住处，二是被追诉人涉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正确认识以无固定住处及涉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应把握以下几点：一是无固定住处或涉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只是选择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二是无固定住处对职务犯罪而言司法实践中多存在于外地人行贿犯罪、受委派的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职务犯罪及指定异地管辖职务犯罪案件之中。三是“特别重大贿赂犯罪”仅指《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受贿罪中的第385条至第393条规定的7项罪名：即受贿罪、单位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和单位行贿罪，不涉及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罪中的商业贿赂犯罪。关于何谓“特别重大”，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从量刑幅度来定义“特别重大”，指出“特别重大”是指法定最低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死刑，进而指出，“特别重大贿赂”仅包括应当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期、死刑的（个人）受贿罪、（对个人）行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③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因为刑诉法第79条规定“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当予以逮捕”。换言之，对于量刑可能在10年以上的只能逮捕而绝对排除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相反，笔者赞成以涉案数额、重大社会影响及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等三个标准来区分特别重大与否。④四是所有职务犯罪案件的被追诉人在无固定住处时均可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有固定住处的职务犯罪被追诉人仅当涉嫌特别重大贿赂案件时才可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除此类案件外，其他再重大再特别的职务犯罪均不可选择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三、在住处执行有碍侦查 　　现行刑诉法第73条虽然指明“有碍侦查”是对涉嫌特别重大贿赂等特定犯罪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必要条件之一，但并没有明确“有碍侦查”的具体含义。有的认为，“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是指出于侦查工作的需要，不便于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住处执行的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⑴共同居住人有共同作案可能或者嫌疑的；⑵同案的其他犯罪嫌疑人没有到案的；⑶犯罪嫌疑人可能潜逃、串供或者隐匿、毁灭证据、转移赃款赃物的；⑷在住处执行不便于采取电子监控等监视措施的；⑸异地办案、异地用警，需要异地控制的。⑤有的认为，“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是指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进行更深入侦查，但是在住处执行可能引起同案犯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