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的小板凳.docVIP

邓子恢的小板凳 　　我的奶奶叫胡其英，如果还活着，该是109岁了。她在临终前，一再叮咛我的母亲，一定要找到小板凳的主人―― 　　说起这个小板凳，话就长了。1942年春的一天，我奶奶正在家给我不到五个月的二叔喂奶，忽然家里来了几位新四军女兵，她们一阵寒暄后，看着奶奶怀中的孩子，似乎有话要说，但欲言又止。奶奶说：“你们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不用客气。”一位女兵说：“是这样，我们的一位同事也生了个小男孩，但没有奶水，你能帮助喂养一段时间吗？”奶奶一口答应：“行啊、行啊，这算什么呢！” 　　在那个年代，新四军的后代大多寄养在老百姓家。老区人民都把他们当做自家的孩子一样看待，呵护有加。宁愿让自家的孩子挨饿，也不能让新四军的后代受屈。奶奶也是这样，她把自己的所有奶水都留给这位新四军的后代，而自己也需要补充奶水的孩子喂的则是面糊。这一年，奶奶已经38岁了，奶水也不多。 　　事后，奶奶才知道，她喂养的这个小男孩叫邓淮生，其父亲是大名鼎鼎的邓子恢，母亲是陈兰。把孩子起名为邓淮生，也许是为了纪念淮北人民的养育之情吧！ 　　年纪大了，就爱回忆往事，奶奶曾告诉我，爷爷高洪才是半城街上有名的裁缝，可那个时候的裁缝可不像现在是用缝纫机的，而是剪裁后一针一线手工缝。抗战时期，爷爷一边做手工活养活一家老小，一边还要抽时间为新四军做衣服。我的两个姑姑，都由我爸照看，其实我爸那时也才十来岁。奶奶一人在家带两个小孩（我二叔和淮生）。 　　奶奶记得最清楚一次，那天，爷爷外出干活，我爸带两个姑姑出去玩，奶奶带着二叔和淮生出去串门，家里只有一个女兵。这天日本飞机轰炸半城，扔下的炸弹把我家的房子炸毁了，那个女兵也被炸死了。等奶奶回来时，亲眼见到了那个女兵的惨状，房子也没了，就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连声说，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后来，邓子恢回来了，由他出面，帮我们家解决了吃饭和住宿的困难。 　　奶奶常说，瓦工家里没房住，卖油娘娘水梳头。那个年代因为穷，老百姓家家缺衣少食，我爷爷虽然是裁缝，却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他帮人家做衣服，如果剩下一点点布头，从来舍不得丢弃，而是拿回家给小孩拼各种颜色的衣服穿，对淮生也不例外。爷爷也特别喜欢淮生，只要在家里做衣服，就把他放在裁衣服的案板上玩，从不让我爸和两个姑姑碰他。有一天，邓子恢来看望儿子，开玩笑地说：“人家都说新四军的二代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还要加上一句话，这些娃儿还穿过百家衣呀。” 　　淮生的母亲陈兰也经常来看孩子。她好像是闽西人，当时在妇救会工作，非常忙。她个头不高，干练、爽快，为人很大方，每次来都要给奶奶带点粮食什么的。不过每次都是来去匆匆。为了革命工作，那一代人注定要奉献、牺牲，要忍受骨肉分离之苦。 　　在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打鬼子的事比天都要大。大概是在1942年冬天，33天反扫荡结束后，新四军第四师司令部从半城移驻大王庄，在我们家生活半年多的淮生也要带走了。部队转移前，邓子恢到我家告别，并抱着我二叔亲了又亲，因为二叔是和他的儿子一起长大的，很有感情。我二叔的小名叫“桐河”，邓子恢说：“小桐，叔叔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做纪念，这小凳子就给你做个纪念吧，等你长大了或有什么困难时来找叔叔。只要叔叔还活着，就提着这凳子给我看，说我是小桐，我就会想起来了。” 　　这是一个用禾木做成的小板凳，很旧，也很小，并不起眼，但便于携带，不知道产于何年何月。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邓爷爷坐过它，这里面承载着老人家的记忆、情感和体温。 　　淮生又回到了父母的怀抱，奶奶若有所失，心神不定，毕竟她与淮生在一起生活了半年多，那是一种血乳交融的情感。奶奶时常念叨着淮生，有时还恍恍惚惚地把小桐喊为淮生。 　　新中国成立后，我奶奶听说邓子恢在北京做了大官，非常高兴。也有人劝她到北京找他叙叙旧，但奶奶不同意，尽管奶奶非常想念她喂养过的淮生。 　　奶奶没有文化，连名字都是一位地方干部帮助起的。她一共生了六个儿女，其中有一个因为家里穷送给了别人。我爷爷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因病去世了，几个子女也先后早于奶奶去世，奶奶的一生可以说是多灾多难。但是，奶奶是个坚强的人，在生活最艰苦的年代，她忍辱负重，含辛茹苦，靠做小生意拉扯大几个孩子，从来不向当地政府哭穷。奶奶曾对我说：“桃子，你帮助过别人的事不要放在心上，别人帮助过你的事要永远记得。如果当年没有新四军接济我们家粮食，帮助盖房子，拼死保卫老百姓，我们不是被饿死、冻死，就是被鬼子打死。哪有你们的今天啊！” 　　我二叔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半城闹饥荒时，也曾经想过带着这个小板凳，到北京找邓子恢伯伯，想见见儿时一起玩耍的淮生。但是，奶奶说啥也不同意。奶奶说：“我们不能给人家添麻烦，等家里日子过好了，再把小板凳还给人家吧！” 　　谁知道，这个小板凳竟成了奶奶晚年最大的牵挂。她把这个小板凳像宝贝一样，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