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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现代性与社会秩序 　　[摘要] 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社会管理的基本目标，转型期日益明显的社会失范对社会管理形成了挑战。社会失范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失调、价值观念混乱，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显得尤为突出。儒家伦理与传统社会一体同构，传统秩序因此得以绵延两千余年。现代化重新形塑了社会结构，使传统的社会秩序难以为继。但是由于文化层面的现代化相对滞后，导致价值观念混乱，作为社会规范的法律、市场都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因此，要重铸理念价值，创造新文化，为现代社会“法律―市场―伦理道德”三位一体的社会规范提供合法性基础，使人们主动遵循规范从而形成社会秩序。重铸理念价值，在传统上要正本清源、重新发掘先秦思想，并要融入西方民主法治的价值观念。 　　 　　一、引言：社会失范挑战秩序 　　转型是今日最大的中国语境。秩序与进步，作为孔德创立社会学以来的两大研究主题，在中国的转型语境中显得更为复杂。接二连三的社会事件，造成N重“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令人大跌眼镜，难以找见社会秩序的清晰轮廓，乱象横生，社会失范日益严重。2010年，全国法院结案的779641件刑事一审案件中，位列前四位的依次为侵犯财产罪294233件（占37.74%），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184729件（占23.69%），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152873件（占19.61%），危害公共安全罪89028件（占11.42%）。[1]这组数据反映出财产、人权、民主、社会管理、公共安全等方面在社会转型时期失范尤其严重。如果说犯罪是严格意义上的失范，那么社会生活中还有许许多多未能进入司法程序但早已流传民间的事件，就不禁让人产生普遍性失范的印象。社会失范对社会的良性运行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与社会失范相对的，是社会秩序。生活中的排队场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对秩序的直观印象。在古汉语中，“秩序”一词具有伦理意涵，古人讲求的是人际关系和伦理意义上的“秩序”。《诗经?小雅》云：“宾之初筵，左右秩秩”，“是日既醉，不知其秩”。东汉郑玄谓：“序，第次其先后大小。”[2]筵席的上座，车马之左右，不仅仅是一种位置排列，更重要的是尊卑之别。 　　近代以来，“秩序”的伦理意涵大为淡化，主要被用作一个与社会行动、制度规范相关联的范畴，研究中常使用“社会秩序”的概念。社会秩序是指社会成员遵循共同的规范而形成的有序状态，用以考察社会互动的规范性、社会关系的平衡性。社会秩序与社会管理密切相关，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社会管理的基本目标。我们都希望能在平稳安定的氛围中实现社会进步，要稳定，就要创新社会管理，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的基础是社会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很难设想一种没有规范可循却能成立的秩序。社会规范又从何确立呢？我们认为，社会规范是文化、价值观念的反映。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我国的犯罪社会学家严景耀先生在研究犯罪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时，就指出文化在犯罪研究中的重要性。文化具有渗透性，其表现与影响都是全方位的。本文试图在文化价值层面对社会秩序做一些研究，“价值―规范―秩序”是我们的基本分析框架，我们将对儒家伦理与传统社会秩序的关系、现代化与传统秩序的解构、文化理念的现代化与现代秩序的型构等问题进行探讨。 　　 　　二、儒家伦理与传统社会秩序 　　（一）儒家伦理的演变 　　关于儒家伦理，我们大多可能只有一个“三纲五常”的总体印象。从历史来看，儒家伦理并非一成不变，它有一个演变过程，可以分几个层次来理解。五伦（即“五常伦理”）是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这五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其中也包含了使这些关系合理化的规范，此为儒家伦理的第一层，属于先秦儒家的学说。[2]汉初董仲舒提出三纲的伦理，此为儒家伦理的第二层。三纲为专制皇权提供伦理基础，与专制的政治体制相适应。尽管三纲承继了五伦的三种基本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妇，但转变了这些关系的合理化根据，使五伦学说中双方对等的义务变为片面服从的义务，这样相对伦理成了绝对伦理。五伦以家庭伦理为主，三纲则以君臣一伦为优先，并使片面服从的政治伦理延伸到家庭伦理之中。儒家伦理的政治化，丧失了五伦的合理化精神。但也使它有机会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从而开始具有权威性与束缚性。三纲法制化是第三层。法律具有强制性，三纲通过法制化，就具备了法律效力，真正成为传统伦理的内核。第四层就是三纲伦理社会化，使其成为社会的风俗习惯，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影响。[3]上述四个层次，清晰刻画了儒家伦理的演变历程。 　　从三纲观念的出现到保障三纲礼教的《唐律义疏》的颁布，前后经历了八百多年，而三纲伦理的社会化更是晚至宋代才逐步实现。宋代以后三纲伦理不仅形塑了国人的基本性格，也造成了伦理取向的思维方式。尽管朱熹等少数儒者仍致力阐扬先秦儒家的五伦，但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