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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转向与生态美学 　　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不仅宣告哲学和美学的“实践转向”：由“解释世界”转向了“改变世界”[1]，而且在实践的基础上关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实质上，马克思在这里也指明了实践转向蕴含着生态美学的实践基础。这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实践转向”与生态美学产生的契机。20世纪90年代西方当代理论进一步出现了“后现代实践转向”。所谓实践转向就是一种“实践进路”，而“实践进路宣扬一种独特的社会本体论：社会是围绕着共有的实践理解而被集中组织起来的一个具身化的、与物质交织在一起的实践领域。”（《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3]实践转向关注的焦点在于“转向实践”，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由实践理论转向实践分析。这种“实践分析”的趋向，就是“少关注理论的范畴，多关注对特殊实践现象的分析”。[4]这种“实践转向”对于当代生态美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实践转向由实体本体论转向关系本体论 　　实践转向对生态美学的影响相当巨大，因为它所转向的实践本体论或社会本体论是一种超越实体本体论的关系本体论。 　　从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发展大趋势来看，从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本体论哲学和美学到16世纪的“认识论转向”，形成了认识论哲学和美学的主潮；到19世纪中期则产生了“实践转向”或“社会本体论转向”，形成了社会本体论哲学和美学，其中又经过了“精神本体论――语言本体论――文化本体论”这样的发展阶段。在实践转向产生之前，自然本体论哲学和美学与认识论哲学和美学都被称为“形而上学”，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某种一成不变的、独立不依的实体，如数、水、火、“四根（水、火、土、气）”、理念、“四因（质料、形式、创造、目的）”、感性、理性、意志、直觉、生命、无意识等作为世界存在的本原和存在方式或者认识的根源。只是到了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实践转向”产生以后，社会本体论哲学和美学则打破了实体本体论，走向了关系本体论。马克思主义的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生产）是在主体与客体以及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来论述社会存在的本原和存在方式；至于现代主义的精神本体论哲学和美学，也主要是把各种精神的活动，如意志活动、直觉活动、生命活动、无意识活动等，作为社会存在的本原和存在方式，因而也是一种关系本体论；到了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本体论和文化本体论，无疑也是把语言和文化中的种种关系作为社会存在的本原和存在方式，于是才有了《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中所谓的“实践转向”，即“后现代实践转向”。因此，实践转向的指向就是颠覆和拒斥“形而上学”，走向社会本体论的“关系本体论”，并且把这种关系本体论作为认识论的前提和首要原理。在这种关系本体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应该是一种最全面、最科学、最辩证的社会本体论，因为它是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的关系本体论，因此，它可以避免精神本体论的唯心主义实质，它可以超越语言本体论的以偏概全的片面性，它同样可以防止文化本体论的泛化倾向和不确定性弊端，不仅揭示出了社会生活和社会存在的实践本质，而且昭示了哲学和美学的关系特征。这样，美学就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以艺术为中心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科学；在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又可以顺理成章地划分出三种审美关系：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人与他人的审美关系，人与自身的审美关系；这样三种审美关系就水到渠成地形成了三个美学的分支：生态美学，研究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身体美学，研究人与自身的审美关系；交往美学，研究人与他人的审美关系。因此，实践转向实质上凸显出了生态美学这样一些美学分支学科，却并不是以生态美学来代替或者超越实践美学这样的普通美学学科。那样是不可能研究好生态美学的，因为那样实际上就抽掉了或者掏空了美学研究的哲学基础，尤其是社会本体论或者实践关系本体论基础；那么，那样的所谓“生态美学”就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既不可能发展壮大，甚至还可能枯竭夭折。 　　实践转向将使美学由形而上学转向审美关系，转向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从而生态美学被凸显出来，成为新实践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其实，生态问题自从人类社会存在以来就已经出现了，不过，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生态问题，即人与自然的矛盾还不十分突出，在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上是协调的，人类的社会经济基本上是遵循着自然规律的自然循环过程，所以还没有形成一门学科来专门研究生态问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实践活动范围的扩大，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形成，从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到17世纪的工业革命，再到18世纪启蒙运动的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全球化历程，生态问题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