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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传统议题凸显及其时代转向 　　[摘要]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不同步使幸福议题在中国社会日益凸显。幸福内涵具有的个体感受性、时代变动性和社会制约性应当引起政策和理论研究的足够重视。在当前中国语境中，幸福的价值尺度正从国家主义转向个人主义，幸福的载体选择正由物质消费转向精神文化消费，幸福的体验范围正由私人空间转向公共空间。发展观转变、公共政策制定与公共价值规范重构是发展成果人人共享的幸福社会建设的行动选择。 　　[关键词]幸福；民生；社会建设；幸福社会 　　中图分类号：D669；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4）02-0077-06 　　一、幸福议题凸显的时代背景 　　共处于地球上的人类因为国籍、民族、经济、文化乃至于肤色的不同，普遍而持久地存在着各种分歧和矛盾，但在一个议题上有着极为一致的行动――对幸福的不断追问、不断探寻与不断追求。正如有学者所言，一部人类文明史，从伦理学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人类不断追求自身幸福生活的历史[1]（P2）。 遗憾的是，尽管人类对幸福生活寄予了无限的向往，投入极大的精力和热情去追求幸福、创造幸福，然而时至今日，这个看似平常的话题，却让亿万中国人依然觉得抽象模糊、沉重无比。因其模糊，才想弄清，因其沉重，才愿倾诉。或许，这就是幸福议题引起全社会集中关注与讨论的基本起点。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历了伟大而深刻的经济转型，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走向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体制，从一个封闭落后的经济体发展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GDP年均增速9%以上的世界经济奇迹。经济高速发展给国人物质生活改善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社会整体的富裕程度大大提高，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奋斗向往的“温饱”愿望也终于实现。但是，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社会转型、体制机制转轨带来了以往不曾有过的矛盾和问题，一些曾经处于隐蔽状态的、较为缓和的矛盾和问题被暴露甚至激化了。 　　市场化推进和社会急剧转型所引起的社会成员大规模流动前所未有。流动人口的持续增加不仅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而且深刻影响到农民的心理与生活样式，费孝通先生当年总结的“乡土”情结已在中国农村社会日渐式微。与此相应，城市社会则在规模扩张中变成了异质性人口聚集的庞大的“工具性空间”，传统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舆论更已无法对社会成员构成强有力的内在约束。社会转型带来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致于很多人来不及适应。形形色色的社会失范行为和各种社会思潮交织在一起，涌入了人们的生活视野，空前地刺激着人们的感官和欲望，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发生很大变化，幸福观也不例外。 　　如果说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相伴而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宏观社会问题让上层社会成员感到沮丧的话，那么就业、收入、医疗、教育、住房、安全等方面出现的现实差距和机会不公则使底层社会成员感受到了巨大的生存压力。不可否认，困惑不安、孤独无助及忧郁焦虑的感觉在一些群体中不断增长，郁闷、浮燥成为较普遍的社会心态。就国民的幸福感而言，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部分成就因为体制机制转轨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而被抵消了。严重的社会代价付出影响了人们幸福水平的进一?提升。“经济增长繁荣”和“社会矛盾凸显” 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基本时代特征。 　　正是基于上述现实背景，中国社会从个体到组织和政府开始了对发展模式及其评价的重新认知和思维转向，居民的幸福感也日益引起中央决策层的高度关注。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民权，着眼于国民幸福这个目的，不仅是政府最为重要的道德性体现，也是各级政府最根本的道德责任[2]。 温家宝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国家“十二五”规划则将经济增长的目标调低，提出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完善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保障和改善民生等的制度安排，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提出了推进生态文明发展，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远景规划。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不久，就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宏伟构想，且将“中国梦”的本质内涵界定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中国政府的执政导向和发展理念正在越来越清晰地转向“幸福”。 　　二、幸福内涵确定的多元视角 　　中外学者对于幸福内涵的探讨有着漫长的历史。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到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从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几千年来，对幸福本质进行研究和思考的知识精英举不胜举。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致力于从不同学科范畴对幸福的内涵进行研究，其中有些研究十分系统，为当前的幸福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我国学者对幸福的研究历史同样很早，各种观点和资料更多。有人将中国传统幸福观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