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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形式对应的精神 　　我们知道，先锋小说在文本操作层面的典型特征是对技术主义的追逐。但先锋小说家又并非纯粹的技术主义者，他们真正关注的是种种技术操作背后依托的世界观，正如法国新小说代表作家罗伯?葛利叶所言，“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都盛行一种小说形式，这种小说实际上说明了一种秩序，即一种思考世界和在世界上生活的特殊方式。”[1]曾有许多论者将刘继明划归为先锋写作者，这的确是抓住了他的创作中的某些质数，但在根本上却是对他的一种误读。先锋小说家迷恋的技术主义的“核心就是充分利用小说的技巧、手法来表现世界的构成性，至于世界的本体或终极是什么，这在后新潮小说家那里是一个被悬置起来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不可知、难以表述的问题”[2]。刘继明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他们形似而神异。 　　刘继明对小说的技术有着特别的迷恋，这绝不仅是对形式魔法的追逐，于他而言，形式同样对应着精神，形式中包含着对神秘存在的不懈探测，对世界本体或终极的追问。 　　小说技巧包含着复杂的内容，以下只对刘继明小说的结构模式和修辞策略略作分析。 　　结构模式 　　世界是一个四维的构成，包括长、宽、高和时间，即空间和时间的完整合一。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结构是指的空间结构，完整的结构还应该包括时间。小说作为有长度的叙事文本，探讨它的结构模式，自然包括对空间和时间的双重研究。在刘继明的小说中，结构模式象征着对世界结构的整体性认识。 　　并列结构是刘继明小说的一种常见结构模式。 　　根据昌切先生的研究，刘继明的小说喜欢采用平行叙事，即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并列结构模式[3]。如《六月的卡农》、《尴尬之年》、《前往黄村》等。 　　《六月的卡农》讲述的是两个平行的故事：“我”与敏和苇的三角恋爱，焯悲惨的爱情生活。这两个故事看似毫不相干，其实形成了形而上与形而下，高雅与低俗两种文化的对照。《尴尬之年》则表现为美与丑的相互映衬。《前往黄村》的并列对照更加含蓄一些，张路、杨智、林珈和黄毛作为两方，他们的个性、遭遇和价值观构成鲜明的对比。张、杨、林都是符号化的人物，在小说中都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历史背景，他们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黄毛。黄毛始终没有真正“出场”，他像水中月和镜中花，是美和理想的幻影，只存在于人们的追忆与冥想中。但是，他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帮助张、杨、林重新寻找回时间的作用，他们在历史的回望中会感到自己变得更加丰富和真实。从精神内涵来看，刘继明的这些小说中表现出了强烈的摒弃物质功利而趋美的倾向。个体自由和对美的尊重在当代是被人们遗忘的关键词，刘继明通过他的小说结构重现了这些词语的光辉。同时，历史和现实有秩序地并呈还表明了刘继明对时间和记忆的一种尊重。当现代人越来越沉溺于今天的物质生活中而不能自拔的时候，仍然有一种历史的存在不能够被忘怀，就像“黄毛”一样，他会让人焦虑不安，从而重新审视自己的存在。只有面对并找回时间，我们才有可能逃脱“平面人”的厄运。 　　交叉结构也是刘继明小说中常见的一种结构模式。 　　《我爱麦娘》、《投案者》、《太阳照在天鹅洲上》采取的都是多视野交叉，即多重叙事交叉。《我爱麦娘》中阿荞、老昌、福奎、丹桂、海康、阿斗六个人分别从自己的视角来讲述麦娘来到村庄办按摩院这件事以及这个女人对他们的生活和心灵造成的冲击。整篇叙事显得含混，意义模糊不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刘继明小说亦真亦幻、真实与虚构混杂的艺术风格，更重要地是表明了对世界的一种看法：整个世界的整体性与秩序性已分崩离析。每个人都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观察存在，每个人眼中呈现的世界又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在这里变得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的眼睛，然而多视角并不能使世界变得澄明起来，大家的心中仍然充满了混乱与焦虑。在《投案者》和《太阳照在天鹅洲上》中，也存在这种多视野的观照，但是没有恒定的价值标准作为一种可靠的权威可以为读者所信赖。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小说呈现的都是当下的事实，时间在这里成为缺席者，历史的纵深感业已消失。这几部小说都是以毁灭作为结局，这种崩溃无疑具有象征意义，反证了精神性的不可或缺。 　　刘继明的小说中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结构方式――圆形结构，如《明天大雪》。这篇小说写得极具形式意味，四个地方――吴镇、王庄、张沟、洪村，八个人物――吴镇的吴老板和他的女人小素、王庄的王猎户和他女人碗、张沟的烧木炭的男人和翠、洪村的洪姓商人和疯女人玖，连接这四个地方和八个人物的是大雪、打猎和木炭，构成一个完整的圆形。每个女人都留在她们自己的村庄，而每个男人都跑到别的村子并对另外的女人充满爱欲，构成一个爱欲的怪圈：洪姓商人来到吴镇觑视吴老板的女人小素，吴老板来到王庄觑视碗儿，碗儿的丈夫跑到张沟觑视翠，而翠的哥哥却跑到洪村爱上那个疯女人。从空间上看，他们似乎是孤立的，但是因为爱欲冲动这个共有的行动使他们发生了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