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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制度感”和制度的“历史感”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历史的“制度感”和制度的“历史感” 以上论述我们从历史的“制度感”这个角度分析了马克思和诺斯的理论，二者都从制度的角度分析了历史，都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但是二者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原因就在于二者对制度的定义和分析不同。 三制度的“历史感” 从一定角度上可以说，对制度本身的分析是一种逻辑分析，根据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分析和历史分析应该统一起来。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是马克思分析经济问题的基本方法之一。历史是实际的存在，逻辑则是主观的过程，这两者之间不可能是绝对统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的运动是不可能完全被研究者的逻辑所把握。逻辑是以高度概括的方式，深入而广泛地从各种现象中揭示其本质的，具有很大的能动性和相对的独立性。逻辑的能动性表现在理论思维可以无限接近历史；相对独立性表现在逻辑并非只是历史的单纯，被动的反映，也并非历史的附庸，而是能动的，相对独立的思维运动。这个运动当然不能超脱历史，但它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来揭示和描述历史。脱离逻辑的历史研究是史料的堆砌，脱离历史的逻辑则是另一种形式的“李嘉图恶习”。 首先我们分析诺斯的逻辑。前文曾说道诺斯在分析历史即制度变迁时并没有彻底改变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和信条，而是修订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修改后的假定中有两条是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在诺斯看来，人总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同时由于认知能力的有限又总是处于信息不完全的环境中，于是在交易中就会发生欺骗，偷懒，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交易成本，最终损害自己的福利，制度就是人们为了外防止机会主义而缔结的契约。从这些假设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假设成立的前提：一发生欺骗或偷懒或搭便车的当事人，必须有能力承担被发现后逐出交易的后果，也就是说交易双方都有离开对方生存的能力；二存在市场交易。如果交易双方没有离开对方生存的能力，是一个赖以生存的集体，他们不可能会有欺骗，偷懒或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意识。如果没有市场交易，例如，奴隶主要奴隶殉葬的时候，有什么机会主义行为可言呢？ 我们说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和信条脱离了现实，这个“现实”是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为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存在经济人的完全理性，也不存在完全的市场竞争。新制度经济学修订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使之更符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但这些假定并不一定符合制度变迁中的历史，而是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假定出发去分析历史等于用一种静止的眼光去分析动态的历史，逻辑的分析脱离了历史。例如，原始社会中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原因是低下的生产力，集体的每一个人都不能脱离其他人存在。脱离集体的结果不是成为野兽的美餐就是其他部落的口粮或祭品，不可能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的意识。 诺斯的分析并没有摆脱新古典经济学的窠臼：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起点；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发展的前提。私有制被看作人类利己本性的自然表现，自由契约被说成是天赋人权的自然结果；资本主义现实中的某些现象可以被套在原始社会等一切社会形态。 马克思的历史分析也有人的基本假定，但是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人的基本假定是嵌入社会制度变迁模型的，科学技术决定了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性就在生产关系中得到体现。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性也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把人性概括为三大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的。以普遍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状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共同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逻辑和历史在人性的发展变化中得到了统一 诺斯的另一个观点是技术变化不能解释制度的边际调整，也就是说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型即使能解释制度的质变，也不能解释制度的量变。典型的例子就是前文提到的1600-1850年间的海运问题。因此制度不具有技术的自然历史性，而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只是根据减少交易成本的规则发生变化，而交易成本的下降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不是生产力决定了制度，而是制度决定了生产力。这就涉及到马克思和诺斯在制度定义上的差别了。 诺斯对制度下的定义是：“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 制度变迁，即“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还包括“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组合的边际调整”。诺斯的定义很宽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