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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锐评：“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 黄庆畅 □解决证明过多过滥问题，需要打破政府职能部门间的信息“壁垒”，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腿 “该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这是北京市民陈先生的一句感慨。听起来有些好笑，却是他的真实遭遇。 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需要明确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可问题来了，需要书面证明他和他母亲是母子关系。可陈先生在北京的户口簿，只显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信息，而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户口簿，早就没有了陈先生的信息。在陈先生为此感到头大时，有人指了一条道：到父母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可以开这个证明。先别说派出所能不能顺利开出这个证明，光想到为这个证明要跑上近千公里，陈先生就头疼恼火：“证明我妈是我妈，怎么就这么不容易？”而更令陈先生窝火的是，这一难题的解决，最终得益于向旅行社交了60元钱，就不需要再去证明他妈就是他妈了。 陈先生的遭遇，并非孤例，很多人在办事过程中遇到过类似令人啼笑皆非的证明：要证明你爸是你爸，要证明你没犯过罪，要证明你没结过婚，要证明你没有要过孩子，要证明你没买过房……这样那样的证明，有的听起来莫名其妙，办起来更让人东奔西跑还摸不着头脑。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证明？近日，本报在《关注改革“最后一公里”·聚焦社区治理》的报道中一针见血：证明过多过滥，除了审批事项太多外，还因为原本应由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核实，但同级职能部门之间却互相推诿。说白了，就是要审批的事项很多，可谁也不愿担责。笔者办事就曾遇到过“部门A说需要部门B的证明，而部门B说没有部门A的证明我用什么来证明”，就像是你要给我蛋，才能孵出鸡，而我说你要给我鸡，才能生下蛋。这样的僵局，往往托人能打破。 然而当我们对一些证明感到不可理解，去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要这个证明，得到回答往往是“就是这么规定的”。诚然，必要的证明是应该的，但花点钱、找找人就行，或者在没有知情权的社区盖个章也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其实不少证明并非非要不可。因此，各级政府部门有必要结合简政放权的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地对需要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事项进行梳理，能免的就免、能简的就简，从源头上减少对证明的需求。 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腿，信息化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和便利。解决证明过多过滥问题，当务之急需要打破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通过一定的规则和权限设置，让公民基本情况实现共享。这样，老百姓就不会再为各种证明四处跑腿，更不会出现“需要证明我妈是我妈”的尴尬。 《 人民日报 》（ 2015年04月08日 17 版） 先要自我负责，再去自我挑战 王琳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驴友开展户外活动是一种自我挑战，这种自我挑战亟需自我负责来保障。政府的无条件救助不能成为对驴友们开展户外活动时不专业、不负责的纵容。 　　10月5日，17名驴友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忠良乡长滩河自然保护区露营时，因暴雨遇险被困。当地政府组织搜救，历经51个小时，终于将他们救出。12日，记者获悉，当地相关部门对17名获救驴友每人处以罚款1000元。 　　近年来，户外运动发展迅速，驴友的规模日益壮大。与此同时，不专业的驴友队伍在组织户外活动时，也常常将探险变成了冒险，将旅游变成了营救。首先应当认同，当有公民遇险，不管他们对险情的造成是否存在过错，或存在多大的过错，基于“生命为大”而展开组织营救都是第一位的。 　　毋庸讳言，因驴友的过错而人为造成了险情，往往导致当地政府部门大量人力、物力、警力等资源投入。舆论对此颇多非议，实属常情。以广西长滩河这次救援来说，据媒体披露，为尽快救下被困驴友，当地紧急出动100多名民警、消防员，派出200多名干部群众、40多名医生护士以及300多名后勤增援人员，出动80多台次各种车辆、冲锋舟，直接经济支出10万多元，这还不包括后续工作相关费用。这些支出，本可避免。 　　因自身原因导致险情，这些驴友应否为救援支出埋单？类似的大讨论在每次驴友救援事件之后都会触发。有些驴友的行为的确可归属于典型的不作死就不会死，但政府部门又不能见死不救——在组织救援时，成本的考量总是被放诸在生命之后，这似乎没有讨论的空间。 　　难点在于，政府的无条件救助不能成为驴友们开展户外活动时不专业、不负责的兜底，这只会纵容类似行为反复发生。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解决方案是：救助为第一原则。但在救助之后要对有过错的驴友进行追偿。没有任何惩罚，何来吸取教训？ 　　但在法律层面，追偿总难以实施。首先是缺乏法律依据，再者谁来追偿、依何程序追偿以及如何确定追偿数额也都是难题。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虽然驴友遇险事件常令舆论激愤，要求驴友负担救援费用的呼声也日渐强烈，但呼声仍然归于呼声。 　　广西长滩河救援之所以备受关注，还在于当地相关部门对17名获救驴友每人处以罚款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