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社会”的论与现实.doc

当代社会的“集体分裂”与文化幻觉——“大众社会”的理论与现实 　摘要：“大众社会”理论是在20世纪中叶兴盛一时的社会理论，其对个人与群体、个体选择与大众生产、精英与大众、组织与社会、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等社会现象的深入探讨，描绘了工业化社会中的众生百态及其深刻的矛盾性。它的理论触角并不止于分析政治和社会结构，而是直逼社会深层次的文化和伦理危机，审视社会各种结构性的不道德性和不自主性。文章评述了“大众社会”理论的发展缘起、学术分野和理论架构，及其对分析当代社会存在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启示。尽管当代社会的变迁早已超出纯粹“大众社会”的范畴，“大众社会”理论家所力陈的社会症结，与当今社会仍有契合之处，尤其在分析转型国家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时，其独具一格的分析方法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大众社会” “集体分裂” 市民社会 　　当个人们集合到一起时，一个群体诞生了。他们混杂、融合、聚变，获得一种共有的、窒息自我的本性。他们屈从于集体的意志，而他们的意志则默默无闻。这种压力是真正的威胁，许多人有淹没的感觉。——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 　　在20世纪中叶，“大众社会”作为“西方世界中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理论”（丹尼尔·贝尔语），曾经是分析工业化社会各种景象的重要流行术语，其分析框架下的理论分野和现实透视一直是学界纷争不断的话题。其中，个人与群体、个体选择与大众生产（mass production） 、精英与大众、组织与社会、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等概念组合，不断纠葛夹缠于各种理论著作中，描绘出工业化社会中的众生百态及其深刻的矛盾性。70年代后，随着西方后工业化社会( post-industrial society )的来临，大众社会分析模型的影响力逐渐趋弱，更多出现在媒体传播学或群体心理学的著作中。而80年代后期，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所引发的市民社会理论逐渐复兴成为风靡学界的主流理论和刻画未来社会的理想图景，大众社会理论的式微，甚至受到中国学界的忽视更是不可避免。 　　但是，对于转型国家（包括中国）而言，时代的车轮仍然倾轧在工业化的路轨上，其所呈现出的社会特徽和文化景象，难以为市民社会理论概而括之。而“大众社会”理论所独具的工业化时代背景，及其关于个体伦理与大众制度、公众（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张力的独到阐述，无疑更为接近转型国家在构建现代性的制度框架时的问题内核，如大众文化的兴盛、公民文化的假象和公共精神的缺失等。这就促使我们去揭开长期笼罩在“大众社会”理论上的神秘色彩，以辨析其正误，伸张其精髓。 　　一、“大众社会”理论释义 　　“大众社会”（mass society）在西方是一个年轻而又短暂的概念，“在当代被广泛地用来表示一种既有大量人口，但其在社会结构、政治和经济形态上又相当松散和不定型的社会”。[1] (米勒等，2002，p495)最初，“大众社会”概念主要是作为反传统、非理性和专制主义的面貌出现的，如伯克等保守主义者曾运用大众社会概念来表达对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冲击下“传统的崩溃”的担忧，而其后“在与施宾格勒、汉娜·阿伦特和近半个世纪来其他很多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大众社会旧框架里，大众被认为是培育专制主义的土壤；大众是由于其松散、分化和无组织的性质，从而被认为不仅有助于中央集权权力的产生，而且也被认为是符合极权主义领导者的目的与要求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形式”。[1](米勒等，2002，p495)不过，自20世纪50年代起，在美国实用主义社会学家C.怀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等人赋予了“大众社会”相对中性的现代色彩，用以分析现代社会中精英与大众，并引发了一轮讨论的热潮，使“大众社会”成为时髦一时的理论分析途径。 　　1956年，米尔斯在著作《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中对“大众社会”的含义和本质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他通过对美国权力结构变迁的历史考察和对权力精英的社会心理分析，认为所谓的权力多元论和平衡论不过是权力精英们为维护其统治营造出来的“神话故事”（fairy tale），把美国社会描述成一个权力精英和大众二元分割的“大众社会”，在大众社会，权力精英控制着处于多元竞争中的权力中层，并掌握和操纵大众传播媒介，使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沦落为分散、被动的大众（mass）成员。[2]( Mills,1956, pp.292-297) 　　1959年，美国学者科恩豪泽（Kounhauser）系统地梳理了“大众社会”理论的思想资源和研究分野，成为当时研究“大众社会”理论的集大成者。在其代表作《大众社会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中，科恩豪泽详细地挖掘了“大众社会”理论的两个思想资源：一个可以称之为“大众社会的贵族批评”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