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系分裂与国家无政府状态的形成.doc

派系分裂与国家无政府状态的形成 美国学者齐锡生认为，中国的军阀派系组织，很像克雷奇、奎特菲尔德、巴里察依叙述的“星形社会关系”。这种组织关系的主要特点是：“成员之间内部交往减少到最低限度，可能的话，其途径也是通过领导人或在他的直接监督之下。”如下图。 北洋一系的领袖袁世凯死后，一个原本紧密的北洋军事体系开始变得分裂。单极权威领袖的消失，需要有另一个单极权威的接替。但在他之后控制政府的段祺瑞，对于北洋系内部乃至全国的控制力远远不够。这就造成了段祺瑞主政之后的重重困难。 不过段氏政府在1916~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之前，毕竟还是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他受到了大多数北洋成员的拥戴（包括他最有力的竞争者冯国璋，起初都在表面上对其表示服从），从他所控制的北洋政府中，北洋成员获得合法的政治任命、财政税收与外国借款。虽然直系、奉系对于段祺瑞的一些措施并不十分满意，但此时毕竟还在名义上遵从中央政府号令。如徐树铮在东北还曾调动过奉系所控制的军队。实际上当时只有南方的护法军政府脱离中央。由此可见，此时的皖系政府，实际上还拥有统召全国的能力，也有统一全国，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的意愿。 但是直皖战争以皖系的全面失败而告终，皖系政府顷刻土崩瓦解，段祺瑞宣布下野，烜赫一时的安福俱乐部变成了非法组织，有安福系操纵的国会也不能继续它的立法功能。这使得段祺瑞在北洋集团内部分裂的情况下，试图以自己的派系力量为后盾，利用共和政体的形式武力统一全国的努力化为泡影。并且由于形式上的中央政府再一次被推翻，中央政府的权威也随之再一次下降，国家中心权力的进一步衰弱不可避免。 由于直皖战争实际上是直系与奉系结盟共同推翻皖系的战争，所以段祺瑞政府倒台之后，直奉两系在重组政府时不得不相互妥协，平均分配中央的政权财权与地方的势力范围。这样，本来由一个稳定派系控制的中央政府变成了两个派系争夺权力资源的场所。直皖战争后，为了求得“团结”，徐世昌总统和直系领袖曹锟、奉系领袖张作霖协商，制定了四条办法。第一，直鲁豫巡阅使和东三省巡阅使管辖的省份中用人行政大权“得便利行事”。直鲁豫巡阅使便是曹锟，东三省巡阅使是张作霖，此项规定便等于直系与奉系所管辖地区的施政可不受中央控制，曹锟张作霖有“自由行动”之权。第二，更换疆吏必须共同商榷，“以期内外如一”。这说明中央对地方各省督军的任命须有曹张二人的同意方可生效。第三，巩固内阁，不得已更换时共相示知。这说明中央内阁的组织更换也得受直奉两系的控制。第四，中央如有重大事件共助办理。此条规定等于要求中央政府的事务也同时被直奉军阀所把持。 由上述四点可见，直皖战争后，中央政府的权力已完全由地方军阀所分享。不惟直奉两系所控制地区的地方事务中央无权过问，连中央政府的事权也被曹锟和张作霖所剥夺。此时的以徐世昌为总统，以靳云鹏为总理的北京政府已经变成了直奉两系以“均势”为主要思想集体领导的政府。 另外，从皖系主要成员的成分来看，皖系实权人物以文人居多，且素质也比较高。并且皖系所控制的“安福俱乐部”在1918年控制选出了新国会，这样，皖系在政治上的力量也大大增加。所以皖系中存在着军事力量和组织力量分离的现象。这使得皖系可以反对督军干政，尤其是南方督军。但直奉两系却主要以军人成分为主，他们主要以军事起家，在自身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的过程才取得政治话语权。所以他们通常对控制军权比较重视。而且直奉两系的主要势力在于地方，他们都是在控制地方的基础上不断扩充自身实力，进而取得了中央政府的控制权。所以由直奉两系军阀所控制的北京政府，它的军事色彩与地方分权色彩浓厚。此时的北京政府，可以说已经成为了地方军事实力派所把持的政府。 此时中央政府的局势便是，曹锟坐镇保定，拥兵自重，遥控北京政局。而张作霖以在直皖战争中“有拔刀相助之功”自居，坐镇奉天，对北京政府颐指气使。而北京政府的徐世昌大总统，想要干成任何一件大事，均须征得双方的同意，否则断难施行。直皖战争之后，安福国会解散，北京政府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竟没有一个合法的国会产生，反倒是广州有一个“非常国会”。此时北京政府通令各省进行国会改选，不但无人响应，还遭到了皖系卢永祥的反对。北京政府对此一筹莫展。靳云鹏组阁后，国内外各种问题亟待解决，但北京政府对于各方局势完全无法控制。无奈之下，靳云鹏多次电邀张作霖及曹锟进京商讨解决方案。后来张作霖与曹锟均来到天津，便提议会议改在天津举行。靳云鹏只得迁就，由京入津。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制定决策不在首都，内阁总理不得不去到外地跟地方大员“商讨”国家大计，可见此时中央政府权力之衰落到何种地步。并且在天津会议期间，靳云鹏屡屡受到曹张二人及其部署的责难，以至于在一个月之间两次愤而辞职。但是此时的中央政府夹在直奉两军阀之间，无人敢于接手。所以曹张二人只得发表通电表示：“拥护靳阁，勿使遽去，以维大局。”经过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