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形势是如何形成的.docVIP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形势是如何形成的 事实上，“帝王多病、君位不稳”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东汉王朝，自中期的和帝起，皇帝多数夭折，继任者又多在幼年，根本没有实际执政的能力，只得依靠自己的母后临朝摄政、总揽全局。 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摄政的太后不遗余力地扶植自己的父兄及其党羽，也就形成我们后世所说的“外戚势力”。另一方面，皇帝自幼长于深宫，势单力孤，生活起居均由宦官照管，故与其关系最密切的人莫过于宦官。当皇帝成年后，为了夺回其本该拥有的政治权力，解除外戚的威胁，自然而然地就会依靠自小为伴、关系密切的宦官群体，这也就是“宦官势力”形成的起因。据《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 由于汉帝在位时间很短，伴随着君位的更迭，外戚、宦官和士族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政治斗争不断升级。汉灵帝即位之后，国家政治腐败，天下灾祸泛滥，四处怨声载道，百姓民不聊生，最终酿成了“黄巾之乱”（184年-192年），《三国演义》中也以写意的手法描绘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东汉朝廷调集重兵才将这场千古罕有的变乱镇压下去，但“黄巾之乱”却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使腐朽的东汉政权分崩离析，风雨飘摇。 面对“黄巾之乱”，东汉中央政权下放军政权力至州郡地方，固然使得黄巾军的势力无法快速地蔓延至全国，减缓了东汉王朝的覆亡，但是却留下了“地方轻视中央、扩张割据势力”的隐患。《三国演义》中也以写意的手法描绘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东汉朝廷调集重兵才将这场千古罕有的变乱镇压下去，但“黄巾之乱”却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使腐朽的东汉政权分崩离析，风雨飘摇。 “十常侍之乱”致使原来掌控中央政权的宦官与外戚两股势力同归于尽，造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同时引入西凉董卓的外镇兵马，催生了“董卓之乱”。 新军统帅部共设八校尉，因统帅部位于西园，史称“西园八校尉”，此八校尉中就有曹操与袁绍二人，分别担任“典军校尉”与“中军校尉”的职务，而深得灵帝信任的宦官蹇硕被任命为“上军校尉”，总领新军。宦官势力的极具上升引起了外戚与士族集团的强烈不满，并在灵帝去世后，主动发动了针对蹇硕的刺杀行动，拥立少帝刘辩，并招西凉董卓率外兵进驻洛阳作为援应。 危难之时，袁绍接管八校尉，杀尽宦官，但是终不能与董卓的西凉兵马相抗衡，反遭后者的排挤，只得与曹操等人出奔山东。190年，刚刚平定了“黄巾之乱”（余波未尽）与“十常侍之乱”的东汉王朝又遭“董卓之乱”，中央大权逐步落入董卓等权臣之手，而其他在外各地州郡大吏独揽军政大权，地主豪强也纷纷组织私人武装，占据地盘，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入主中央的董卓为人残忍嗜杀，倒行逆施，废黜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献帝，自封为相国，此举招致以袁绍和曹操为首的山东群雄的联合讨伐，这也是《三国演义》中“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故事的由来。 袁东汉末年“黄巾之乱”、“十常侍之乱”和“董卓之乱”这接踵而来的军政变乱，给了曹操和袁绍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前所未有的机遇，他们借助天下大乱、皇权暗淡的时机，或打出“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旗号，或依仗家族旧有影响，迅速发展，连续扩张，成为割据一方的霸主。随着地方势力的做大，东汉王朝的统治根基已然土崩瓦解，中央政权变得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