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国家与农民关系角度的解读　.docVIP

一种国家与农民关系角度的解读 农村集体化改革以后，以“一大二公”为主要标志的人民公社体制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农村基层组织亟待重建以确保国家以对农村资源的控制与汲取，同时适应国家尚未明晰的市场化改革的环境。正如徐勇教授所言，“国家当时面临的紧迫形势是如何迅速填补传统的，政治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度废除后出现的某种公共权力和基层组织的‘真空’，以及如何迅速解决基层社会运行的‘失范’问题”。（徐勇，1997）。在结合地方村民自治的基础上，中央198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把村民自治作为农村的一项基本民主制度。虽然村民 二、税费改革与村民自治：从国家与农民的角度进行考察 （一）税费改革的国家动机分析 单纯地来看，国家税费的直接动机在于减轻日益加重的农民负担，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但这些分析都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国家不得不下大力气冒着风险进行税费改革。减负增收，扩大内需都是改革的目的而不是进行变革的原因。本文认为，国家之所以这么做，是想重建国家与农民在新形势下的权利——义务关系，打通国家与农民良性对话的机制，以应对日益严重的农民对国家的信任危机。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的重要标志在于国家开始放弃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式的管理体制，在2002）。由于财税体制的固有缺陷，即其本身倾向于中央集权的性质使得乡镇政府在征税过程中为了争取政绩，就不免要侵犯农民的利益。以县乡政府官员为代表的乡村权势阶层就会利用制度的漏洞向农民过重催粮派款，满足利益膨胀的需要。久而久之，国家与农民又 （二）税费改革对村民自治的效应分析 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下，国家的权力下沉至农村。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在这种体制下，农民非但没有财产权利，而且没有“退出权”，即农民自由进出这一组织的权利被国家剥夺了。与此同时，农民的食物获取权也被剥夺了（林毅夫，2000）。总之，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众与国家之间谈判权、土地财产权、剩余索取权、决策权、民主选举权、自由迁徙权都丧失了。但是这一切都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村民自治的推行而发生了相应变化。国家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在农村的退出，便得国家与农民 税费改革作为国家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一项制度安排被提上日程。2000年安徽全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中央政府于 2002年在安徽试点的基础上，将之推广到 16个省份。税费改革被人们寄予愿望，被誉为继土地革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的第三次革命。本文认为，税费改革的本质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重大调整，标志着国家在农村退一步地退出。税费改革主要内容即“三项取消”、“两项调整”、“一项改革”。这从分配的角度进一步地调整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税费改革不但是农村经济基础的重大变革，而且对村民自治的完善具有 1．税费改革规范了税费征纳秩序，改变了以往征纳混乱的局面，理顺了国家、集体。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村干部从以往年复一年的催粮派款任务中解放出来，缓解了干群关系； 2．税费改革之后，大多部县乡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县乡政府财政压力进一步增强。这就迫使这些县乡政府精简机构，裁减分流冗员，提高工作效率或者合村并组，合乡并镇。财政压力引起了行政上的变迁。财政供养人员的减少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3．税费改革是一项系统的复杂工程，目前人们的共识是税费改革必须有配套措施与之相适应。财税体制改革就是项重要的配套措施。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弥补了地方政府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的制度性缺陷。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权、责、利的关系就相当明确。地方政府因之失去了向农民增加负担的理由。农民的自我权益保护意识也就进一步地增强了。 4．村民自治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面临着“二元修论”（李聚云， 2003）的根本挑战：强化党的领导就会弱化村民自治，强调村民自治就会弱化党的领导。村民委员会的 “双重角色”使其在代理国家利益与充当“当家人”角色方面进退两难。行政权与自治权处于博奕的状态之下，此消彼长。其直接的原因就在于村民委员会的利益生成机制与上级政府息息相关，村民委员会必须完成上级指令性计划或任务以保全自己的利益。税费改革之后，国家权力干预在农村进一步地退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进一步契约化了，农民与国家的“权利——义务”“为双重角色”难 5．税费改革后，农村公益性事业建设收费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农民是最富有理性的。通过“一事一议”，就发育了农民的自主意识与决策权利，使农民从村民治的“局外人”变成决策者。这不仅使农村懂得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且也将有力地将农民通过这种渠道组织起来，使村民自治变成农民内心深处遵守的“习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