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调研报告　.docVIP

关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调研报告 20天的专题调研。在20天的时间内，调查组先后走访了6个县（市），23个村，与市、县、乡镇、村干部和村民近200人进行了交流座谈，带回了20多万字的资料和调查笔记。在此次调研中，我们的调研组观察到了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可以说是从局部调研观察到的，但也很可能具有普遍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权管理机制在村一级出现了断层 改革开放以来，随著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随著毛泽东时代原有的意识形态的逐渐淡出，随著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我们原来的从上到下可以一杆子插到底的政权管理机制，到了村这一级出现了断层，也就是说，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我们的政权管理机制，乃至经济生活，从上到下，到乡镇一级形成一个循环体，而村级以下的广大农民自己形成一个循环体，这两个循环体基本不衔接，形成了断层。 （1）农村经济基础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是其根本原因。可以说，“断层”是农村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必然结果。计划经济之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到户之后，广大农民市场经济化的程度是最高的，上级政权对于农民的生产活动所发挥的影响越来越小，农民在经济生活上对于上级政权的依赖越来越小。因此，从经济生活上说，农民的循环体与乡镇以上政权循环体的衔接之处越来越少，甚至与村党支部的关系都越来越少。过去，管理村里的资产和组织生产和分配，是村党支部的主要职能和权力来源，而随著包产到户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村民逐渐有了自己的经济支配权， 关于农村经济基础的变化给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所带来的挑战，我们在后面还有更为详细的叙述。 （2）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溃散是其重要原因。我们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革命时代高度热烈的意识形态的消退也是一个无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过程。而由于我们没有及早认识到这一发展过程，所以就没能及早采取有效措施延缓和制止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溃散。 6个县（市），23个村中，只有两个村党员的平均年龄低于50岁，其余的都超过50岁，甚至接近60岁；南平市委组织部提供的南平市624个下派村党员平均年龄也接近50岁。许多村子，除了复退军人带回几个党员之外，多年没有自己发展过党员，因为党员干部把入党看成获得特权的机会，所以他们要极力垄断这种特权，不肯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党员乃至村支书的年纪老、文化程度低、素质差、致富靠腐败，即使是在农村这样相对落后的地区，他们也很难称得上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更谈不上代表广大农民群众。 50岁以上的党员占到党员总数的55.7％，大多数村的党支部书记年龄在55岁以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了74.5％。 （3）其他势力，包括宗教、家族等民间非政府力量，乃至与腐败官员结合的黑社会势力已经形成，它们对于农村社会的影响逐步壮大。 二.农村经济基础的变化给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 （1）村，乡、镇财政基本上破产。我们的调查组走过的乡村，几乎无一例外是这个情况。村负债基本在几十万元，乡、镇负债则在几百万元(李川：1998年的统计，南平乡一级平均负债399万，村级平均负债39万)。南平市624个下派村村集体负债在2亿元左右，相当于这些村三年的村集体收入。这些债务主要是欠农村信用社的，也有欠干部、农民或其他人的。 624个下派村集体资产情况调查表上的数字是2001年这624个村的村集体收入比正常年景的6500万元左右突然多了1500万元左右），但此后怎么办？几乎是无法可想。 首先，村提留和乡统筹实际上很难直接从农民手中收取，过去主要是依靠村集体经济垫付，或者靠粮站扣缴。现在村集体经济没有了，粮食购销办法也改变了，村提留和乡统筹就没有办法收取了。当我们的调查组问到这个问题将来怎么办时，基层干部们都说：没什么办法，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税费改革，即我们不再承担收取村提留和乡统筹的任务，改由穿制服的国家税务部门人员收税，然后返还给我们一部分，作为村，乡、镇财政的开支。这是基层干部的希望，但从国家的角度看，村，乡、镇基层政权收取这些费用尚且如此困难，由国家来直接面对千千万万的农户收税，恐怕成本会更高。 其次，农村基层干部的权威进一步降低，农村公益事业的开支现在必须以民主的方式，征得大多数农民的同意才有可能进行。 再次，村，乡、镇负债的偿还恐怕更无著落。这就又引出了一个农村信用社的问题：农村信用社吸收的存款来自于农户，如果农户要求提款，信用社如何偿还？这会不会成为新的群体性事件的缘由？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调查组所调查的福建省南平市，应该是全国农村中情况较好的。该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人口压力不大，有大量的集体山林可以用来搞“集体林改革”，即分户经营，使村财政得到最后的一次性较大收入。其他自然资源禀赋较差的地区恐怕连这个条件都没有。 （2）大量农民抛弃土地流入城市，土